新华网沈阳４月２６日体育专电（记者李仁虎、树文、李铮）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５日，中国足球腐败案第二批涉案人员分别在丹东、鞍山、铁岭、沈阳四地开庭审理。此前，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下旬开庭审理了足球腐败案第一批涉案人员。

    一批昔日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足球官员、裁判、俱乐部经理、运动员纷纷走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庄严的审判。

    这是有史以来法律对足球腐败案件一次规模最大的审判，是足球存在问题的大暴露，也是国人对足球最集中、最严厉、最深刻的一次剖析和反思。

    从道德到灵魂的洗涤

    这是一次对足球涉案人员道德灵魂的审判。

    ４月２４日上午９时，丹东中级法院第四法庭，谢亚龙身穿囚服，满头白发，呆站在被告席上，靠着助听器倾听法官对他的审判。

    谢亚龙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身陷囹圄中的昔日“中国足球掌门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人家给你送礼，你不收，人家会很难受，你也会得罪人。在这个环境里，人们慢慢变得麻木了，丧失了警惕，人情交往逐步演化成一种犯罪行为。”

    他人的腐败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土壤的“污染”、行业的腐败也不能成为腐败的借口。

    ２００５年上任之初，谢亚龙曾誓言要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面貌，让中国足球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但在是非颠倒的潜规则的浸透中，谢亚龙还是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这个昔日多数人眼中的“清官”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１７２万余元。

    １９９４年，中国足球开始走职业化改革之路，足球人的收入从几百元的月工资一下子跨越到一场赢球便有数万元的奖金入账。金钱是足球的魔方，它能让足球热起来、火起来，推动足球滚动向前，也能让人为之迷眼疯狂，走上歧途。

    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曾有过辉煌的人生：１９９７年，年仅３５岁的南勇调入中国足协，成为当时中国足球圈里最有能力、最有前途的官员之一；他还曾经历了２００１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领国足球冲入世界杯的辉煌。这个懂足球、爱足球的硬汉子，也变成了金钱的俘虏。

    南勇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说：“问题还是出现在自身，如果没有约束好自己，你不论是在高危岗位还是低危岗位都会出问题。我现在感到非常内疚惭愧，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黄俊杰，昔日中国著名的足球裁判，把嘴中的金哨变“黑哨”，把本应最公平公正的执法哨变成了敛钱的黑工具。法庭上的黄俊杰流着泪忏悔说：“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球迷。”

    人一旦失去了自由，便觉得自由是何等珍贵。前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一民在接受审判时，流下了悔恨泪水，他说：“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没有把这些机会转化为事业发展的动力。我本应在这个位置上起到表率作用，但自己不够廉洁，对事业发展起到消极作用。我愿意去弥补自己的过错，不管用任何方式。”

    悔恨的泪水滴落在足球人的心上，悔恨的话语敲打着每一个足球人的灵魂。

    ３９岁的上海球员申思曾是中国一名出色的中场球员，２００３年却收受天津泰达俱乐部２００万元贿赂，故意在比赛中让自己的球队输球。２５日，当他在法庭上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时，他转回身对前来旁听的父亲说：“爸爸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你。”

    庄严的审判给中国的足球人以极大的震动。一位长期从事足球俱乐部管理的人士说，十几年了，给领导送点，给裁判送点买个公平、买个安慰，大家原来都把这黑的自然而然地看成了白的。这次足球审判确实是对足球大环境的一次洗礼，每一个足球人都重新活了一回。

    从“三位一体”到“管办分离”

    这是一次对足球管理体制的全面剖析和深刻反思。

    长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始终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由此衍生出的中国足球联赛“管办不分”一直被外界诟病。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政府机构本应负责足球宏观发展，但当看到职业联赛的巨大利益后，他们迅速穿上了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的“马甲”，亲自操办、经营起了职业联赛。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规则下，一些人见利益就上，遇麻烦就让。

    ２００６年中超联赛最后一轮，刚刚走进足球圈的谢亚龙来到济南。当山东方面请求他照顾的时候，既是足协副主席，又是中心主任的谢亚龙马上暗示南勇，在裁判工作上照顾主队。在顺利帮助山东鲁能获得当年中超冠军后，谢亚龙半年后在办公室得到了山东方面送来的２０万元奖金。

    足球腐败案的惨痛教训，促发足球圈内圈外的人们反思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中国足协和其下属的中超公司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以一个机构和一套人员为主的政府职能机构、行业协会、经营企业的角色存在于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中，使其同时拥有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这种管理体制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无数网民纷纷反思中国足球的落后体制，“回到２００１年”说，中国足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封闭圈子已经运行多年，只有打碎它，中国足球才有希望。

    在足球审判的同时，中国足协“管办分离”的改革大幕已经悄悄拉开。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举行的中国足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中国足协副主席韦迪介绍，通过改革将逐步建立符合当代足球职业联赛要求的运作模式，将联赛办赛职能从中国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负责实施。同时，鉴于联赛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公益性，办赛与经营也必须分离，分别由不同职能的专业机构实施。

    目前，负责联赛运营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已经成立。但要彻底完成管办分离，形成真正良性的中国职业联赛，中国足球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法规缺失到利剑高悬

    这是一次体育对法治缺失的呼唤，是体育借法律的利剑来斩断腐败的温床。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６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名裁判有期徒刑３年６个月到７年不等。“黑哨”终于受到了惩罚。２月１８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以受贿罪，分别判处杨一民、张建强有期徒刑１０年６个月和１２年。

    法律的利剑终于出鞘了。但这样的审判整整迟到了十年。

    人们还记得，１０年前中国足坛在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曾掀起了一场反黑风暴，但被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这场“清洁足球运动”的风暴，仅仅以龚建平一人入狱１０年草草收场。其实，中国足球后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早已经扎下了根。中国足球界普遍认为，正是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反黑成了中国足球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从此，假赌黑乱象丛生。

    过去的１０年里，在中国足球这个独立王国里，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协这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自己负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规则的制定、赛事的组织、市场的经营和争议的仲裁以及最终的处罚。他们将制定规则、负责监督以及裁定处理的权力集于一身。

    监督、管理形同虚设，多年来，很多足球裁判的场上判罚争议不断，但所有争议经中国足协技术部的认定和处罚后，就画上了句号。

    张建强、李冬生两位前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都站到了审判席上。他们在审判前接受采访时都曾表示，会根据比赛录像，从裁判技术角度分析是否存在错误，根据这个裁定，也对部分裁判进行了停哨的处理，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裁判有金钱交易，所以自龚建平之后，没有一名裁判被定性为“黑哨”，也没有请求司法机关介入。

    在看守所里，南勇说：“来到足协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再加上足球项目又比较特殊，管理机制也不很健全，法制对它的监管也不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慢慢就松弛下来了。”

    法律的缺失，带来了监管的缺失，法律和监管的双重缺失，结出了中国足球场上的 “罪恶之花”——假、赌、黑现象泛滥猖獗。腐败的土壤上中国足球每况愈下，无论是国家队，还是职业联赛以及青少年足球等全线溃败，全面倒退。

    曾参与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张士忠律师认为，毋庸置疑，这次审判肯定会成为中外体育刑罚实践和学术研究最为经典的援引“案例”。同时，案件的审理本身对于中国足球的建设、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也是一大促进。

    有关专家同时提醒，突击式的足坛反黑，往往能查出一些大案，但由于各方利益错综复杂，往往风头一过，“假赌黑”即易死灰复燃。应把这次司法介入中国足球打假反赌行动向纵深推下去，完善相关体育法律法规，建立中国司法介入体育监管的长效机制，真正起到持续有效的司法威慑作用。

    他人之法可鉴。在足球运动发达的英国，包括队员、裁判、俱乐部管理人员等在内的相关人员，一旦在比赛中有任何作假行为，即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严重侵犯，构成了欺诈罪，司法必将介入。

    在中国，足球迷数以千万计，无疑是所有体育项目中喜爱人数最多的一项。无论是足球界人士，还是热爱足球的人，亿万中国人深深地期望，中国足球从此健康成长，从此走向强大，从此冲出亚洲迈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