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阿龙家路旁的小树上，好心的村民挂上一块提示牌，提醒关注阿龙的热心人不要过分打扰孩子的生活，以免给其心理造成影响。(记者谢洋摄)

　　去年3月，阿龙的母亲因病去世，死前她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不久后，他的父亲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这个曾经健壮的男人虚弱得无法下床。村里人开始议论，他们得的恐怕是艾滋病。对这种致命病毒的恐惧感，在这个小村庄里迅速蔓延开来。今年7月，阿龙的父亲病故时，家属甚至不愿意帮忙处理后事。

　　成为孤儿后，有好心人提出想收养阿龙，但就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阿龙被检测出HIV抗体呈阳性(即艾滋病毒携带者)。听到这一消息，村里没有人敢和他生活在一起。就连他最亲近的奶奶，也只是隔天过来帮他做做饭、种种菜，看看他的近况。

　　有一次，村委计生专干覃女士走访阿龙家时，阿龙正在屋前玩耍。覃女士问他，奶奶帮煮饭了没有？阿龙回答说家里没有米了，不知道煮没煮。看到这一状况，覃女士马上替他向民政部门申请了低保。一有空，她就会和村委干部过来看看这个孩子生活得怎么样了，顺道给他捎些吃的。前不久入冬降温后，覃女士还从家里找出两床被子送给小龙。

　　阿龙的命运，因为媒体的介入发生了转折。11月1日，覃女士的丈夫用“半滴雨水”的用户名在柳州市民常去的社区论坛上发了一个题为《可怜的艾滋病孤儿》的帖子，几天后，当地媒体根据这一线索对阿龙的身世进行了报道。这个家境贫寒的艾滋孤儿自立成长的故事迅速在网上引发强烈关注，仅腾讯新闻的网友评论就达4.8万余条。

　　11月中旬的一天，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牛车坪村村委会办公楼见到覃女士时，各地打来的电话让她有些应接不暇。“他们都是咨询如何帮助阿龙的，这几天我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电话，宁波、厦门、湖南、湖北的网友还专门成立一个群，想要过来探望阿龙。”覃女士说，为了帮助阿龙管理爱心捐款，村委会还专门帮他办了一个存折，现在已经存入捐款1.2万元。正说话时，柳州的一家建筑公司来到办公室门前，送来职工捐献的3000多元爱心款。

　　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阿龙家，这间简陋的砖房里堆满了大家送来的玩具、食品和衣服。还有好心人买了台新电视放在阿龙的床头。而阿龙正坐在床沿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开心宝贝》。

　　“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孩子的生活我不担心了，我现在就担心他的读书问题。不上学，将来长大了做什么？”阿龙的奶奶说。

　　事实上，阿龙曾经在村里的马鹿山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学前班。父亲去世后，阿龙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今年9月开学后，阿龙的奶奶送阿龙去学校读一年级，有家长得知后，向学校写联名信表示抗议，这些反对声最终把阿龙挡在了校门之外。

　　“我喜欢读学前班，因为他们都和我玩，我不喜欢小学，同学不和我玩了。”虽然阿龙并不清楚大家疏远他的原因，但他已经能明显地感受到周围人态度的不同。

　　“阿龙上学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把他放在普通的学校，不能不顾其他家长和孩子的感受；把他安排到专门的教育机构，可柳州甚至广西都没有招收这种特殊儿童的学校。”柳州市城中区河东街道办副主任唐锦雄告诉记者，为了保障阿龙的教育、医疗等生活问题，城中区政府最近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方案。

　　今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的《艾滋病社会救助工程实施方案》中，对教育部门提出明确要求：保证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负责落实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中艾滋病致困人员享受国家现有贫困生资助政策。这些规定虽然被政府写进文件，但现实中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孩子的年纪还小，玩耍时难免磕碰，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家长黄女士的这一担忧也正是很多人所关切的。对此，广西卫生厅艾防办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校园中发生血液传播的概率并不高。一方面，小学生打架或打伤流血的几率不高；另一方面，打伤时双方同时有伤口的几率也不高，“即使都有伤口，只有当伤口处接触的血液达到一定的量才有可能感染。这就如同通过蚊子传播艾滋病一样，概率是极小的。”

　　这些科学上的解释并不能让一些家长放心。黄女士表示，如果真的让自己的孩子跟一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孩子做同学，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抗拒心理上的压力。

　　翁毓秋是柳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科医生，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柳州市“小树林”民间防艾组织的志愿者。多年的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让翁毓秋认识到，携带艾滋病毒的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最佳途径是在普通学校接受正常人的教育。“南宁也有一家专门接受被遗弃的艾滋孤儿的机构，为了保护这些孩子，这家机构租了专门的场所，使他们尽量避免跟外界接触，但我不是很认同这种模式，孩子们在封闭的环境中长大，以后会很难回归社会。”

　　翁毓秋救助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也有人在普通的学校生活、学习，并没有给身边的同学老师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乙肝跟艾滋病有着几乎相同的传播途径，但随着认识的加深，乙肝在普通人的眼里已经没那么可怕了。如今在艾滋病救助的工作中，所有的工作阻力，都是来自歧视。”翁毓秋说，要消除歧视得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慢慢来推动，“你想一下子有好的改变，没这么快，要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