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的“汉学”乃是指以中国的学问、国情为研究对象的域外中国学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可以是围绕一个学派，或一个或几个代表人物而展开。但是，不管是学派研究还是人物研究，皆必须脱离近代民族国家以国籍、国境为畛域所带来的分割分治的“身份”之陷阱，要求还原到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物之间的“文化交涉”的历史事实，同时也需要站在一个学问的立场来开创多样化的对话空间。
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是日本著名大学——关西大学的陶德民教授。陶教授是一位为人谦逊、学识渊博、成果丰硕的研究型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有日本汉学、比较思想史和东亚国际关系等。2007年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建立以来，陶教授作为中心负责人与研究活动的策划者，积极推动学术交流与思想对话，从而为其从事的研究领域拓展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这一时期陶教授的代表性论著是《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一书。该书论述的重野安绎、西村天囚、内藤湖南三位汉学家并不是埋头文史的学究，而是注重“外交策论”，即如何与中国交往的政治型学者。该书对通过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清连衡论”、戊戌维新前夜的“日清同盟论”、义和团事件前后的“支那保全论”、日俄战争前后的“满洲经营论”、辛亥革命之后的“支那管理论”等外交策论的探讨，勾勒出了明治时期日本汉学家从“邻人”到“监护人”的对华身份意识的历史变迁，并通过揭示出他们针对中国这一“文明之母国”所采取的“反哺”或者“反噬”的行动，深刻地再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日本汉学家的多样化亚洲观。
不过，我尤为关注作为研究之前提的近代日本文明观的一元论或者多元论的问题视角。该书的序言提到了主张多元主义文明观的学者中村正直，事实上重野安绎一开始也持这一立场。但是，随着日中关系的变迁，他们自身的对华身份意识乃至文明主张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他们所推出的对华“外交策论”也带有多样性的性格，但是最后无疑皆走到了自觉服务于国家政治这一条路。这种 “汉学家的败北”或者说“思想家的败北”，或许可以成为探讨日本何以走向战争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该书的另一特色就是并没有局限于就中日而论中日的二元论的视角，而是强调了“美国因素”对于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影响，构成了一个三点式的研究图式，并再现了“多元文化交涉的双边关系”的立体性的场景。
陶教授于2008年与藤田高夫教授一道编撰的《近代日中关系人物史研究的新基点》一书也颇具代表性。该书以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岸田吟香、王韬、黄遵宪、梁启超、张謇、白岩龙平、涩泽荣一、森恪等一批代表性人物为重点，以近代日中交流的新环境、明治前期文化交流、清末的知识分子与明治日本、大正时期的日本财界与中国、近代国际秩序的变动与日中政治关系的拓展为议题，阐述了“东亚·近代”这一共同场域内部的人物交流与思想对话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两国关系人物史”区别于以往的日中关系史或者文化交流史，将聚焦点放在了“人物”上，且是置身于近代东亚的“文化交涉磁场”之“在场”人物。陶教授而后参与编撰的《近代日中关系史人名辞典》（东京堂出版）也为这一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了佐证，该辞典收录了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期间与中国产生交涉的1200个人，不少人物是首次被收入该辞典，着重记述了他们各自与中国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尝试，《近代日中关系人物史研究的新基点》一书为后来进一步研究这样的1200名人物提供了参考样本，这也正是该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之所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一本书是陶教授与二阶堂善弘教授一道编撰的《东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讲演录。在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的支持下，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与该研究科一道开设了以“日中关系与东亚”为主题、以学生或者市民为对象的系列讲座，该书就是系列讲演录汇编。正如该书的标题所示，它既提到了近代日本的起步和已成为“过去”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也论述了新中国的变迁，还探索了日本、中国、韩国的文化纽带的“未来”，可谓是囊括了中日关系及东亚研究领域的入江昭、山室信一、北冈伸一、五百旗头真、朱建荣、福山等一批领军人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如果说《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和《近代日中关系人物史研究的新基点》探讨的是日本知识分子与中国的过去的话，那么《东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则带有了“在场的对话”的显著特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直接面对日本的学生或者市民提到了“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问题，反映了现实之中确实存在的难以逾越但也不得不面对的“文化交涉”问题，有助于增进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正如陶德民教授所说，史学和文学一样，也是人学。他所从事的汉学研究、人物研究与文化交涉学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也并非处在一个直线型的不断变化的结构之内，而应该说汉学研究是其关怀之所在，关系人物是其研究的核心对象，文化交涉学则是其研究的基本方法，由此而搭建起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基点，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理论空间和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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