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鸡鸣三省”唱新歌

　本报特派记者 张 伟 姜培军
高原接管建新政
　　在毕节市林口镇，有一座纪念碑高高矗立于海拔1400余米的山崖顶端，萧克将军题写的“鸡鸣三省”几个字浩气干云。当地人介绍，毕节位于黔、川、滇三省交界处，故有“鸡鸣三省”之称。攀附着纪念碑护栏，可见万丈绝壁，河水汹涌。70余年前的冬天，一渡赤水后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里顶风冒雪、攀岩越涧，跳出敌人包围圈的。60年前，也是在一个冬天，南下西进干部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这里。
　　凡毕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不会忘记1949年冬天，毕节城内外呈现出黑暗与光明两个不同的世界。当全国多数地区的人民在为五星红旗漫卷欣喜若狂的时候，这里却呈现出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就在南下干部进驻毕节前夕，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黔西北绥靖主任廖兴序、毕节县长吴廷芳等，按蒋介石部署的“应变计划”，施展各种阴谋，制造社会动乱。兵匪勾结，到处打家劫寨，学校被迫停课，商家被迫关门。
　　据南下干部、毕节首任地委书记赵欲樵回忆，南下西进干部进驻毕节后，迅速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把各县的领导班子配齐，随后安排配备地委、专署、军区的领导班子。当时各级领导班子人员都比较紧缺，以地委来说，只有赵欲樵等五名同志。当时，统战、民运本来都很重要，但由于缺少人手，这两个机构的工作都由他兼任。
　　据南下干部、曾任毕节行署副专员的主传谟回忆，由于国民党在撤退时的反动宣传，当地不少人对我党持怀疑态度。针对这种状况，南下干部一进毕节，就立即向当地人民群众进行了政治宣传，向他们介绍我党的革命传统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使其对我党有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进而安定人心。为迅速在当地群众中树立形象，主传谟曾亲自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有上千人参加，他讲了几个小时。有的人还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整理成稿，进行宣传。
　　由于毕节地区多民族杂居，加上我们武力上空虚，做好统战工作就显得非常紧迫。赵欲樵回忆，当时在彝族中有一个名叫杨伯瑶的大土司上过黄埔军校，此人不仅在毕节地区乃至云贵都有不小的影响。但他对我党怀有疑惧心理，做他的工作很困难。赵欲樵派人把他请到毕节，来往自便，这样反复几次，经过耐心劝说，终于使他站到了人民一边。对于当地军政要人，南下干部们也积极争取，比较典型的就是“草鞋专员”刘鹤鸣。此人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定的名望。通过多方努力，把他争取了过来，这对于争取当时对我党政策持有怀疑、恐惧的人，起到很大的作用。
　　南下干部们更注意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典型的就是做好对周素园的团结工作。周素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参加过辛亥革命。红二方面军长征到毕节的时候，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进驻毕节的第二天，赵欲樵就去拜访了他，大家一见如故。由于他在各阶层人士中德高望重，通过他进一步团结了毕节的民主人士，如周稚九、李仲群等。
从“半边街”到大厦林立
　　在毕节城的中心区，有一条路叫威宁路，马路宽阔平坦，两旁高楼林立，繁华异常，颇有大都市气派。就是这条马路，在解放初期却被称为“半边街”（半边茅草房，半边田地）。据赵欲樵回忆，当时毕节城内不少街道被人们称为下雨天的“水泥路”和刮风天的“扬灰路”。虽然广大南下西进干部在达到毕节之前，已经对这里的状况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实际状况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南下西进干部进入毕节地界后，沿途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们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给干部们端茶送水。可是南下西进干部很快发现在欢迎的人群中，一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衣服穿，身上只围了个草编的上衣和裙子。看到这一情景，他们马上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这些贫苦百姓。进驻后，南下西进干部才发现当地人民无衣可穿只是毕节贫困面貌的冰山一角。据卢绍善回忆，当时的毕节黔西县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之下，食不裹腹，饿脬遍野，乞丐满街，很多人家大年三十无年饭吃，农民半年糠菜半年粮，冰天雪地无棉衣，靠吃辣椒来取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毕节的贫穷落后与国民党败退时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毕节国民党当局暗地里策划着“应变”。他们“应变”的措施之一，就是开放“烟禁”。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放令让农民种植鸦片烟。一时间，毕节城内外，漫山遍野都种上了鸦片，随之烟馆遍地。此外，国民党大量发放纸币，致使通货膨胀，群众拿着钱买不到东西，成千上万的“金元券”“银元券”倾刻间成为废纸，大人用来糊墙壁，小孩拿它当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