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发布的2011年工作要点里明确提出将启动家庭教育立法。对于很多人来说，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在家里对孩子进行的教育，纯属自家的私事。现在，要把这自家的私事上升到立法程度，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之嫌呢？

家庭是私人的 但教育不是

作为教育专家，尤其是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的看法，是一种对家庭教育很狭隘的理解。实际上家庭教育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这样所谓的亲子教育，还包括亲子教育、两性教育、婚姻教育和家庭管理资源等等，包括的内容非常多。

同样，作为现代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能塑造孩子的个性、人格、文化品位和价值观念，是能影响人的一生成长和发展的教育，家庭教育跟学校、社会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那种“子不教，父之过”、“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之类的说法，可能也要变变了，子不教，也不全都是父母的错，想怎么惩罚孩子就怎么惩罚的父母，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父母教育孩子 也需要有资格

当老师需要有教师资格证，当律师需要通过司法考试，就是开个食品店也需要有卫生许可证，那么，当父母看起来不需要任何资格证，只要有了孩子，自然就是父母，也正因为如此，那种天大地大老子最大的父母才比比皆是。虽然说当父母很容易，但是要当一个有资格教育和指导孩子的父母，却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现代传媒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博士张洁指出，孩子天生都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尤其是现在电视、电脑、网络、手机等各种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孩子接触新事物的面更广更快，对家长来说，自己做为家长的权威性，对孩子的指导能力，无论是知识层面还是心理地位，都受到很大挑战。原来那种仅靠生活经验或自己的阅历来当父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面前，家长想正确教育孩子，想要有资格指导孩子，有内容可以教孩子，就必须进行深入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水平。并且，在任何新事物面前，家长和孩子是平等的，不能说因为是父母，所以就算不懂也可以瞎说。而这种平等，就需要靠法律来约束和保证。

家庭立法须坚持儿童优先

谈到家庭教育的立法理念，李明舜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强调：

树立整体教育观念。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间相互联系，教育起始于家庭，学校教育是主体，社会教育是终身教育，任何一个人成长不是借单一的某一个方面的教育，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因此，家庭教育立法必须立足于整体教育观，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打破“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分的概念，实现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整体教育格局，不要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分割开，分开任何一个教育都不会成功，因为人生活在家庭中，也生活在社会中，没了家庭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不可能取得好效果。比如学校教育学生要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可是即使学校给学生上了十节这样的价值观教育课，但只要孩子回到家，家长说上一句“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话，就能把这十节课的教育成果全颠覆了。只有学校教育在家里得到支持，家里教育又得到社会的支持，三者结合成一体，这样的教育效果才特别好，才是成功的，而这三者之间如何能有效结合起来，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作保证。

强调共同责任。由于全体社会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是家庭教育的主体和对象，受益者亦为全体社会成员，因而，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庭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要搞好家庭教育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强化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长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共同责任。

加强政府主导。虽然表面看家庭教育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府责任在于有责任制订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规范家庭教育各种活动，特别是一些市场活动，有责任纠正家庭教育中的一些不当行为，政府主导责任比较明确，才能为家庭教育更多地服务。由于家庭教育法在本质上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因而，家庭教育法的核心内容是要建立政府教育部门主管、民间组织和社教机构广泛参与，学校、家庭、社区相互配合的组织管理运作体系。 政府主导并非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全面介入家庭，包办家庭教育的一切，而是要解决家庭教育的政府支持问题，政府有责任为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有责任建立家庭教育组织支持系统，有责任规范有关家庭教育的社会活动，有责任纠正家教领域的违法活动。

家庭教育不能缺少的就是儿童优先。这也是《儿童权利公约》最基本的价值和原则。一切关于家庭教育的立法，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亲子教育和儿童教育，涉及到儿童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必须把儿童利益放到最优先的位置上考虑，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儿童利益最大化。

家庭教育法要提升社会全体成员家教水平

在谈到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现状及问题时，李明舜指出，制订家庭教育法的最核心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来促进家庭教育发展，来为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谐提供支持。

提到一部法律，自然不能不提到就是它的可操作性，在谈到家庭教育立法的可操作性时，李明舜指出，家庭教育立法存在着很多问题或难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可操作性，一部法律要想能执行，就得有执法主体，那家庭教育法也一定要有一个执行主体，规定由谁来执行这部法律。这就要有明确的执行机构。应该在教育行政部门下设家教中心来指导家庭教育活动，另外把学校也列为家庭教育主体，学校必须设置家庭教育课程，这样家庭教育法的执行主体问题就解决了。

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家庭教育法即使立了也是部“软法”，大意就是虽然法律制订了，但执行起来却有问题或者根本执行不了。有的人认为只有到法院起诉，司法机关依据判案，这部法律才能“硬”起来，才是有用的。李明舜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举例，一说到“软法”，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人权保障法，人权保障法的责任主体是国家。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后，我国出台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出台的纲要是要求各级政府完成的，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两部法律的落实，这里面恰恰体现了国家责任，恰恰是最广泛最积极地在落实法律。

再来看这两部法律针对的群体，《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未成年人，《妇女权益保障法》针对妇女群体。它们是要解决群体性问题和整体全局性问题，对于责任在谁的问题，这不在每个人，也不等同于司法机关的个案，而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至于妇女和未成年人本身都是公民，他们作为公民的个人权益受到侵犯后必然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去处理，用不着直接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样，家庭教育法提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家庭教育水平，提高民族素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法律的作用更广泛更深远。（中国网 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