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
1994-1997，笔者有幸参加过贵州省政协文化宣传委员会历时3年的文物考察活动。躬逢其盛，大开眼界，初窥贵州古文明之门，不禁生出阵阵惊喜。
这儿我不想说那早已闻名遐迩的“国保”、“省保”和名人事迹，只说说那年到思南考察时拜识的一位苗族文博老人汪育江及其乌江博物馆。
那是全省第一个以水命名的博物馆。馆址设在思南县城一个简陋陈旧的大厅里。一位老人为我们解说展物，据介绍他名汪育江，思南县原文管所所长。从外表看，朴实得有如一位老农，而听他那如数家珍地对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魅力扑面而来，令人感动。1990年他年过花甲，却自告奋勇，在省地县文化部门支持下，带了两位年轻助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徒步1000多公里，总行程3000多公里，沿着乌江全线，从源头到长江入口，录访文物古迹，发现了沿岸多达百块古碑。他亲手一块块拓下碑片，一帧帧抄下碑文，共计6万多字。“千里乌江百块碑”，成为老人文物生涯的晚年杰作。
在汪育江拓制的古碑中，内容涉及乌江古交通、古教育、古吏治、古风古俗、乡规民约……堪称美不胜收。这里，仅以其中“茶山关渡口”的10块碑刻为例，以见一斑。
茶山关处于遵义县与开阳县交界处，是乌江的一个重要渡口，最早立的一块碑名《茶山渡碑记》，是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坐镇茶山的提督所立。碑记云：“茶山渡历黔蜀而属也，天堑边陲要塞，”“予奉调血战大方，继通滇路……坐镇洪边新土一带，辟草连营万里。”说明当年修建这个渡口带有军事需要性质。这个渡口兴建后，“商贸通行出际，设税助饷”。从一块小小的石碑，看出明代朝廷军事经济力量深入乌江穷乡僻壤的一点情景。
有了渡口，便要修路。另一块是《茶山渡口修路碑》记录了这件事，碑文写道：“兹处之悬岩险阻，下临深渊，行旅戾止，靡不艰难。”因此需要修路。这块修路碑立于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距前面那块茶山渡碑记，已有176年。从崇祯二年开茶山渡到修路，其间，经历了明崇祯、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么多朝代，可见贵州古交通发展之极端缓慢。
再过19年，道光四年（公元1924年）又立了一道《严禁渡夫勒索往来行人碑记》，记载了当年士民“劝捐公买渡田”，以渡田收入供船夫生活和修船费用，严禁勒索往来行人。还配套建立了《公议管理茶山渡条款碑记》，列条款12条，管理甚严，甚至规定：“水手更换，必须凭官具结，始可充当。”船夫还要官家“委任”，可见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掌管津渡不是小事。
其后，尚有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茶山关义渡碑》，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茶山补修义渡碑》，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茶山关管理渡口告示碑》等，涉及渡田收支、捐户监督、公产管理等一系列制度。
这10块碑刻，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古乌江交通开发初始图景。汪育江还特地给我们说明，这个茶山关渡正是1935年红三军团杨尚昆将军率红军横渡乌江之处。红军飞渡乌江天险，茶山关石碑有知，应是见证。
然而，10块茶山关古碑，在乌江百块碑群中只是小小部分，而千里乌江百块碑与全省莽莽黔山无数摩崖，石刻相比，也不过是局部。
那么，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文物知多少呢！
我手边有一部煌煌巨册：《贵州省志·文物志》（2003年新编）沉甸甸的凡162万字。内容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及历史人物墓；古建筑；岩画、石刻；近现代史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藏品，共八章，收录全省文物古迹766处，各种藏品545件，还附有未及收录的文物古迹目录。这恐怕也不全。比如经各级政府批准的县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迄今已达2000余处，全省文博单位收藏的文物、标本就达20余万件，一百六十多万字《文物志》哪能尽录？
全省如汪育江一样，数以千计的文博工作者，长期默默无闻而卓有成效的田野工作，普查，发掘、保护，研究那地面和地下文物，付出大量劳作，甚至付出自己的一生心血。正是这神圣而寂寞的劳作，让我们感受到贵州文物的体温，感受到贵州古代文明如此绵长而丰满。
如是，谁能说贵州高原是“蛮荒之区”“文化沙漠”么？
冰冷的文物，闪耀着贵州古文明灼热之光！
天语的文物，诉说着贵州世代各族儿女筚路蓝缕创造自己灿烂文明的故事！
我对汪育江们心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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