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州各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
张中笑
一、爬涉的脚步
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极其丰富极其精彩！贵州是一个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大省。那频频亮相于荧屏、舞台之“众低独高、优美合谐”的侗族大歌，一次次唤起了人们美的暇想；那一首首穿山越岭、随风飘荡的苗族飞歌，一次次振撼着人们的心弦，使之神游苗疆；那一支支令人陶醉的苗族游方歌，侗族玩山歌，布依族浪哨歌，水族单、双歌，彝族曲谷，土家族哭嫁歌，仡佬族情歌……一次次勾起人们对多彩贵州的无限倾慕与无限向往。广泛流行于贵州各地苗族、侗族以及水族同胞中的芦笙音乐文化，同样异彩纷呈。
（一）起萌时期——对贵州民间音乐文化宝藏的初探
贵州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对历史悠久、绚丽多姿的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发现、搜集、整理、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那时，萧家驹、潘名挥、朱石林等一批音乐界的前辈，作为拓荒者已开始对贵州民族民间音乐进行过发掘与整理。50年代，贵州省文化局曾多次组织专业音乐工作者（如萧家驹、郭可诹、龙庭恩、毛珈珞、肖自平、郑寒风等）和贵州省歌舞团、贵州民族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如张渠、杨方刚、张柯、徐开、邹先福等）深入到县、区、乡村进行民族民间音乐采集，这批同志实绩突出，贡献卓著。
1952年，贵州老一辈音乐家萧家驹、薛良（郭可诹）在黎平参加“土改”工作的过程中，竟鬼使神差地发现了那埋藏在深山老林侗寨中的侗族大歌。薛良在1953年12月的《人民音乐》上对侗族大歌作了报道，那真是“一石击破井中天”，全世界哗然了，原来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多声部音乐的傲慢的欧洲人折服了。对于摆脱外国列强的桎梏、刚刚诞生的弱小的新中国来说，这件能使之扬威的事情，竟然出于落后的贵州，这是一件多么惬意，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
接下来，便是由萧家驹先生任组长的几位音乐家对侗族大歌的调查采录。50年后，小组成员毛珈乐先生的《1957年采集侗族大歌纪实》一文发表，文章结束段写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在极端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在没有录音设备、照相器材的条件下，仅凭一架手风琴、一只半音口琴和一只跑表组织专业人员对侗族大歌进行采集，说明贵州的音乐工作者敬业、爱业，不计名利的钻研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凭着这种精神，第一次全面介绍侗族大歌的文字资料得以出版问世，为以后研究侗族大歌提供了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侗族大歌通过介绍演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这一采集成果将永载史册。”
这次采集活动的直接成果，便是195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侗族大歌》。这本堪称文献集的书，不仅第一次将侗族大歌的各种类以书面形式展现在历史舞台上，更重要的是由萧家驹撰写的那篇“序”，对侗族大歌的产生、流布、演唱、形态、传承、生境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而精当的描述，并对这些现象的成因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和论断，其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当今之民族音乐学竟十分相似。当时的中国虽无“民族音乐学”一说，但该文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省内外对侗族大歌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并且我们坚信，它还会在今后的课题研究中，继续发挥其指导与参照作用。
1、采风活动
从1950年至1963年的这10余年间，贵州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为题，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采风活动，编辑、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民间音乐资料专辑和数10万字的研究文章。
主要的采风活动有：
1950年7月～1951年春，北京的王建中、李佺民等十几位音乐舞蹈家会同郑寒风等贵州的音乐工作者，到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采风。
1952年11月，贵州抽调31名专业音乐工作者，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工作队，到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演出采风。1952～1954年期间，中央音乐学院的方暨申两次到贵州侗族地区搞民歌调查，后著有《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
1954年，郭可诹等人赴安顺调查花灯音乐。
1957年，贵州省文联萧家驹、龙廷恩、毛珈珞、钱明正等组成侗族调查组，到黎平、从江地区进行历时4个月的调查，记录侗歌560余件。
1957～1958年夏，贵州省歌舞团组成两个演出队在冀洲、卯洛的带领下，到紫云、望谟、水城、威宁、赫章、毕节一带演出，边参加劳动，边采集民间歌舞。
1958年，贵州省文化局、省音协组成侗戏工作组，到黔东南黎平、榕江、从江调查收集侗歌、侗歌资料。事后编印了《侗戏音乐资料》。
1958年冬～1959年春，贵州大学艺术系100多名音乐专业的师生分成5个组，分别下到黔东南、黔西北和贵阳近郊的民族地区辅导、采风。
1963年11月前后，贵州省群众艺术馆郭可诹、肖自平、崔玉、侯胜骥等人赴安顺调查贵州梆子音乐。
2、资料积累
已编印成册和正式出版的民间音乐资料就有：
（1）民间花灯资料
研究性资料《独山花灯曲调集》（1953年，陈志伦、熊作华集编出版）。
《贵州花灯曲调》（研究本）（1955年，贵州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编印）。
《贵州花灯曲调》（1956年，贵州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集出版）。
《黔东花灯曲调选》（1959年，铜仁专区编辑出版）。
《贵州省花灯资料》（研究本4集，1960年8月，由贵州省花灯剧团、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第1集为黔北音乐部分；第2集为黔南音乐部分；第3集为黔西音乐部分；第4集为黔东音乐部分。参加本书工作的有郭可诹、潘名挥、陈志伦、郭民森、陶必嘉、齐华民等人。这4集曲谱，是从4000多首花灯曲调选出的约1000首编成的。同年，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又编印了一套花灯曲集，分东（铜仁为主）、西（安顺为主）、南（独山为主）、北（遵义为主）、中（贵阳为主）等5册出版（只印了4册）。其中，研究性文章累计10万字以上。
《贵州花灯三百首》（内部资料，1979年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印）。
（2）民间器乐、戏曲资料
《苗族芦笙》（195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民族音乐研究所，1957年赴贵州采访组整理）。
《贵州苗族芦笙》1、2集（1979年，王平波集编）。
《雷山芦笙乐曲选集》（1981年，王承祖、崔玉英合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民间音乐集刊·黔剧音乐（文琴戏音乐）》（1962年3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3）民间歌曲资料
《贵州民间歌曲选》（1956和195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两次出版；1979年，音协贵州分会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了又一个版本的《贵州民间歌曲选》）。
《侗族大歌》（1958年，萧家驹等收集，贵州省文联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苗族民间歌曲集》（1958年，冀洲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正月二月燕子来》（1959年，第一本由贵州省群众艺术馆郭可诹用侗语拼音方案记录的侗族民歌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侗族民歌》（1961年，由中国音协贵阳分会筹委会主编、贵州大学艺术系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3、理论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1941年薛良在《新音乐》（重庆）3卷3期发表的论文《民间歌谣的讨论》。1943年，贵阳市国乐家桂百铸建立了以古琴演奏和研究为主的雅乐组。1949年8月，名曲家项衡芳之《曲韵探骊》问世等零星成果。
1950～1979年期间，主要的研究活动和理论文章有：
1951年2月19日的《贵州日报》发了一组中央访问团的音乐家来贵州调查、采风之后撰写的文章，对启发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历史性的意义。这些文章是：胡而严、张旭的《芦笙舞的提高尝试》、李佺民的《努力发展少数民族的音乐活动》、王建中的《向少数民族学习，为少数民族服务》、蹇先艾的《向中央访问团文艺组学习》。《贵州日报》为此还配发了“短论”《重视少数民族文艺工作》。
同年，《贵州文艺》1卷1期发表了屠维崧的《谈谈黔东的山歌》；同刊2卷1期发表了刘无恚的《贵州农村的民间艺术》。
1953年12月，薛良在《人民音乐》上发表论文《侗族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文章讨论了侗歌的种类、歌唱活动、侗家音乐的特点以及侗戏的音乐。
1956年，《贵州文艺》第96期发表翟强的短论《颇有研究价值的地戏》。
1958年6月8日《贵州日报》3版，发表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广泛地收集民歌民谣》。
1959年10月5日，中国音协贵阳分会筹委会组织了文琴剧（黔剧）音乐座谈会，共有200多位音乐工作者参加了这次学习和研讨。
1961年8月2日，《贵州日报》发表杨奇昌的文章《安顺月琴》。
1962年1月15日～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贵州分会筹委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贵州分会筹委会举办了“戏曲唱腔音乐会”。省市属10个艺术团体参加了演出并举行了座谈会。
这些出版的音乐资料集，以乐谱为主，是对民间音乐的一种乐谱描述。而同时面世的那些研究文章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与现今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文章所不同之处，在于它基本上只注意了对音乐本体的书写与描述，而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背景极少涉及。
（二）复苏时期——四大音乐集成的编篡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冲击后，我省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像野火烧过的大地上的小草一遇春风而又冒出地面一样，在不同的单位开始崛起。比如1978年12月8日，贵州省音协召开了汉族民间音乐研究小组会议；1979年元月，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向我省各县文化馆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了编辑出版《贵州少数民族民歌》及《民族器乐曲》的征稿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年后，由张中笑编辑的《贵州彝族民歌选》（上、下册）成书出版。该书在“编后”中这样写道：
《通知》下达后，不少同志积极行动起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份，在安顺召开了编辑工作会议。（张中笑受馆领导委托具体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毕节地区、六盘水地区、兴义地区、安顺地区、黔东南自治州、遵义市、省歌舞团、镇宁布依族自治县文化馆等地区和单位的有关同志。应邀因故未能出席的黔南自治州文化局和黔东南自治州歌舞团的有关同志，也都送来了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音乐资料。会议对我们编选出版贵州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设想进行了讨论，并对民间音乐搜集、整理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统一了认识。
胡家勋同志为该书写的《贵州彝族民歌介绍》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主要还局限于形态的分析。但我们也注意到了文章中有一个“千字头”，简略的涉及彝族民歌的历史和生存环境。在编辑者写的“前言”中，也留下了“彝族民族极为丰富多样。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尤其是男女间的爱情生活——它几乎包括彝族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话。这些已经注意到对“音乐本体”背景的认识，都应该被看做是民族音乐学意识的“萌芽”。
1979年是个复苏之年，除上举两例外，贵州艺术学校于1979年元月14日邀请省市音乐界有关人士，就该校编印的《贵州苗族芦笙音乐》一书进行评估座谈。这是该校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把芦笙引进课堂，并进行系统采集的成果。
1979年，此时尚未成立、省文化厅、省文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的《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精神，制定了规划，进行了部署，组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贵州卷》4个编辑部。贵州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编篡工作从此相继起步，经过27年的艰苦努力，这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已得到贯彻落实，均已正式出版，取得丰硕的成果。
1、《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主编冀州，副主编李继昌）
1979年成立编辑部，经历了十几年的艰苦劳动，于1994年9月通过全国初审，1995年1月送交复审，1995年3月经《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终审通过，并于1995年底已正式出版发行。
这部集成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几代民族音乐工作者艰苦跋涉，深入民间，辛勤耕耘所结出的硕果，它是在收集整理上万首各族民歌的基础上筛选出来的精品。其中包括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毛南、瑶等民族民歌1571首。除歌谱外，全卷文字稿有《贵州民歌概述》1篇，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毛南、瑶等民族的《民歌述略》9篇，歌种释文40余条，民间歌手简介33篇，共计十几万字。另附有《贵州省行政区划图》《贵州各民族分布图》《贵州民歌主要歌种分布表》《索引》以及贵州民俗、风光、演唱活动、音乐文物等内容的照片70余帧。这一卷本展示出贵州这个多民族地区民间音乐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斑斓的色彩，它全面、准确、翔实地反映了贵州各民族民歌的真实面貌。
2、《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副主编秦枫、袁家浚）
1986年底成立编辑部后，对流布于贵州境内的黔剧、贵州花灯剧、侗戏、布依戏、贵州阳戏、贵州梆子、贵州傩坛戏等8个地区戏曲剧种的音乐进行了普查和收集整理工作。共收集到600余万字的音乐、文字资料，包括各剧种的历史沿革、声腔源流、唱腔曲牌、锣鼓字谱及艺术特征等；同时，还录制磁带280余盒，录像带50余盒，照片400多张；经编篡成卷的有黔剧音乐5卷（贵阳市3卷，遵义地区1卷，毕节地区1卷）、贵州花灯剧音乐10卷（贵州省花灯团2卷，黔东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安顺地区、遵义地区、独山县、余庆县、印江自治县、务川自治县各1卷）、侗戏音乐1卷、布依戏音乐1卷、贵州阳戏音乐1卷、贵州地戏音乐1卷、贵州傩坛戏音乐8卷（德江县、石阡县、思南县、长顺县、铜仁市、铜仁地区各1卷以及思州傩线音乐集成1卷），共计27卷。在这样丰富的戏曲音乐资料的基础上，编篡成贵州戏曲音乐集成。
3、《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主编杨方刚、副主编张中笑〈常务〉、古宗智、胡家勋、王立志）
本卷编辑部于1987年正式组建，原贵州省艺术学校校长、省音协副主席朱石林任主编，古宗智、杨方刚任副主编，编辑人员有蒲明洲、舒宝琴、王寿余，他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资料采集工作。1990年以后，因经费的原因，除杨方刚、舒宝琴留守岗位，零星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外，编辑部工作处于停顿状态长达9年之久。期间，贵阳市民间器乐曲集成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省群众艺术馆的张中笑、毕节地区的胡家勋、黔南州的李继昌、六盘水市的张人卓、黔东南州的王承祖、黔西南州的刘一丁等在从事贵州民歌集成编篡工作的同时，还兼顾着省民间器乐曲集成的资料搜集工作，这对本卷以后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3年以后，遵义地区负责民器集成工作的林茂萱突然病故，铜仁地区的民间器乐曲集成工作则因人事的变动而机构解体，导致资料散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1999年7月省文化厅决定重组本卷的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由文化厅厅长张继增出任编委会主任，原主编朱石林因年事高卸任，改由杨方刚任主编，张中笑、古宗智、王立志任副主编，舒宝琴、吴秋林任编辑。8月，成功地召开了有大多数编委参加的编辑工作会议，研究卷本的结构框架，布置工作计划，迅速地启动了已长期中断的贵州卷的集成工作。之后，由副主编张中笑赴京向集成总编辑作汇报，贵州卷的编辑体例得到总编的原则赞同。11月下旬，为解决采编工作中所遇到的若干具体问题，专门召开了各地州市主要从事采编工作人员的编辑工作会议。统一了认识，研究并解决了采编工作的若干技术规范问题。并根据已拥有的资料情况，布署了资料采集的补遗工作。2000年7月底，召开了编辑部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本卷《综述》的撰写问题。2001年5月至7月期间，编辑部全体人员和来自专州的胡家勋、李继昌、吴定邦等集中突击工作45天，完成了辑入卷本的曲谱校订和编排工作。2002年7月，本卷8万余字的《综述》、各乐种的《述略》文字稿，1562首各类乐曲的曲谱的初审稿和音响资料寄送民间器乐曲集成总编辑部审读。9月16日至18日，总编辑部在京举行本卷的初审会，编辑部杨方刚、张中笑、胡家勋、杨昌树和省艺研所负责人马香莲等出席会议听取意见，总体上获专家好评并顺利地通过初审。10月，根据工作的需要，经批准，明确张中笑为常务副主编，增补胡家勋任副主编，杨昌树为编辑部主任，明确舒宝琴为乐谱编辑、吴秋林为图片编辑。之后，分管本卷组织领导工作的省艺研所所长谢彬如离任，编辑部在中共省艺研所党支部副书记马香莲和艺研所全体同志的全力帮助下，集中全力，分工合作，按初审的修改意见，完成了卷本的调整、增删、修正任务。（2002年末，对本卷的采编工作曾付出辛劳、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侗族音乐家吴定邦不幸病逝，谨铭记，以表缅怀之情。）2003年10月，贵州卷通过复审、终审。2006年11月由ISBN中心正式出版。
本集成对音乐学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张中笑根据贵州民间器乐的客观存在一种声乐与器乐同体并构成多声关系的音乐形式，提出的“歌乐”命名的建议，经编辑部讨论同意后上报总编辑审批同意将其列入本卷本的分类框架，从此民族音乐学中分类又多了一个新成员，——歌乐。同时摆脱了套用外国音乐理论和汉族的音乐理论来分析那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形态特征的桎梏，对贵州民族民间器乐曲那独具特色的形态特征，尤其是调式、调性特征进行了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受到了总部的首肯和赞扬。
4、《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贵州卷》（执行副主编肖自平，编辑部主任朱楚康）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贵州卷》与《中国曲艺志·贵州卷》编辑部于1985年底成立，“一套人马，两块牌”，在工作上采取：资料集中收集整；先“志”后“集成”，即在编志的基础上撰写音乐集成。收集到了16种曲艺音乐全部资料，其中有苗族的“嘎百福”“嘎吉各”“嘎嘿”说唱，布依族的“削肖贯”“分浪论”“分彭饶”、八音坐唱，侗族的“锦琵琶”“君果吉”“君上腊”，彝族的“噼啪达”“奏谷”，水族的“旭早”和汉族的贵州扬琴、贵州灯词、贵州弹唱、贵州琴书、黔北草书、安顺民间唱书、青岩唱书等。各类资料（含乐谱、文字、图表）近100万。各类音像磁带20余盒，先后召开过4次大型研讨会、座谈会。会议开得十分成功，获得大量成果，并出版了《苗族曲艺嘎百福研究》《水族曲艺旭早研究》两本论文集。
（三）发展时期——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正在步步展开、渐渐深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科学视野亦随之开阔，省内民族音乐研究状况，形势十分喜人。虽说发表突破性理论著述不多，但却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学术局面。
1、贵州各族民歌研究
20世纪50年代萧家驹先生的《侗族大歌·序言》标志着贵州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五六十年代又有一大批民族音乐工作者不辞辛劳地从事田野采集工作，广泛地进行了民族音乐资料的积累，为后来者铺平了科研道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八九十年代才会有诸多科研成果相继产生。其中，苗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贵州苗族民歌》（李惟白）、《苗族民歌音乐形态及其性格特征》（王承祖）、《黔西北苗族多声部民歌》（石应宽、胡家勋）等，布依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布依族民传统形态及其分类》李继昌）、《布依族二声部民歌浅论》（张中笑）、《布依族民间复调歌曲初探》（李惟白、李继昌）、《布依族民歌衬腔特色初探》（刘一丁）等，侗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差异与成因——侗族南、北部方言区民歌之比较研究》（张中笑）、《侗族大歌复调研究》（董团、吴定邦）、《侗族“玩山歌”浅识》（龙廷才）等，土家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土家族民歌概述》（邓光华），彝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代俄勾兔汝彝族民间歌曲研究》（李传佳、宋树秀）、《贵州彝族民间歌曲风格区的划分及其成因》（胡家勋）、《彝族传统情歌“曲各”及其程序》（吕光辉）等，仡佬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古朴淳厚、优美动人——仡佬族民间音乐概述》（雅文）、《仡佬族民歌》（石应宽）、《古夜郎音乐文化遗存》（周培兰），水族民歌研究的论述有《水族民歌概述》（李继昌）、《水族民歌艺术特色探研》（张中笑），汉族民歌研究方面有《遵义薅秧工号子的音乐特色》（罗斌）等等。这些论文大多从形态学方面分析探讨了贵州各族民歌的音阶调式、旋律特点、曲式结构、体裁分类、衬句衬腔、歌词格律、风格色彩以及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贵州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在形态学领域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同时，这些论文还不同程度地涉及民间风俗、婚姻爱情、审美意识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关系，正朝着更为宽广的道路迈进。
2、贵州戏曲、曲艺音乐研究
我省地方戏曲主要有黔剧、花灯剧、侗戏、布依戏、地戏、阳戏、贵州梆子及傩坛戏等，广大戏曲音乐工作者为开发这一艺术领域，积极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近年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撰写了一批学术论著。黔剧音乐研究方面有《黔剧历史沿革及唱腔概述》（秦枫）、《黔剧音乐发展刍议》（杨方刚）、《黔剧音乐改革问题》（家凌）等，花灯剧音乐研究方面有《贵州花灯音乐》（潘名挥、张秉雄）、《印江传统花灯剧板腔音乐源流初探》（吴亚松）、《贵州南路花灯音乐探源》等，侗戏音乐研究方面有《侗戏音乐的洲源与分类》（张勇）、《侗戏音乐形态研究》（王承祖）、《略谈侗戏与侗族音乐》（董渝）等，布依戏音乐研究方面有《布依戏音乐索源》（一丁、桂梅）、《布依戏音乐研究报告》（一丁），其他戏曲音乐研究方面有《贵州梆子音乐》（秦枫）《遵义阳戏研究》（王德埙）、《彝·院本·灯戏——也说南宋<灯戏图>》（袁家浚）等。
我省地方曲艺音乐研究，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单薄，科研成果不算突出。但近年来仍有一批论文发表，如《苗族曲艺“嘎百福”》（刘振南）、《布依族“相诺”的曲艺音乐特征》（李继昌）、《侗族曲艺概貌》（张勇）、《水族旭早音乐特征探讨》（李继昌）、《唱书音乐特征探索》（刘振南）和《论曲艺音乐推陈出新中的腔句解放》（宋运超）等等。
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与研究了贵州戏曲、曲艺音乐文化，它们或从戏曲、曲艺音乐发展演变脉络探索其渊源，或从戏曲、曲艺音乐形式解析其结构要素，或从其艺术特征和音乐表现方面进行总结与归纳，还从戏曲、曲艺音乐的改革与现代关系上阐述了自我见解。总之，对我省地方戏曲、曲艺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特别是在艺术的实践方面作了许许多多有益的探索。
3、贵州民族民间器乐研究
我省少数民族的民间器乐很丰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一笔极为珍贵的遗产。省内广大民族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作出了不少成绩，他们撰写了一批介绍性文章和学术性论文。从乐器介绍方面看，着重介绍了贵州少数民族乐器，如芦笙、芒筒、苗笛、大筒箫、直箫、掸然、牧角、笔管、勒尤、姊妹箫、四胡、牛腿琴、侗琵琶、彝月琴、泡木筒、古瓢琴、掌腮和铜鼓等；从学术研究方面看，有东丹甘的《我国笙族乐器源流探》，郑寒风的《雷山地区苗族芦笙乐队的组成及芦笙曲的发展手法》，杨方刚的《芦笙记谱法的研究与实践》，雅文的《苗族古瓢琴及其音乐》，杨昌树、吴廷杰的《苗族铜鼓初探》，余富文的《苗族铜鼓舞鼓点节奏艺主探索》以及舒宝琴的《论王连兴的直箫艺术》等系列文章等等。这些乐器介绍文章和学术性论文，记述与分析了我省各少数民族器乐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制作的过程与工艺，演奏的形式与方法，以及各族民间器乐曲的艺术特征等。这对继承和发展我省民族民间器乐优秀传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4、贵州民族音乐史志研究
我省民族音乐史志研究是在对贵州各民族音乐的调查、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和长期的资料积累过程中起步的。从取得的成果看，是令人鼓舞的。
（1）撰写了一批较有深度的史志性质的概述和调查报告。其中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毛南、瑶等民族的“民歌概述”10余篇，如《苗族民歌概述》（王承祖）、《布依族民歌概述》（李继昌）、《侗族民歌概述》（张中笑、王化民）、《土家族民歌概述》（邓光华）、《彝族民歌概述》（胡家勋）、《仡佬族民歌概述》（张人卓）以及《贵州民歌概述》（古宗智等）；其次，贵州地方戏曲、曲艺的各剧种，曲种音乐都曾作过“源流考证”，如《贵州花灯述略》（潘名挥、张秉雄）、《试论黔剧音乐的源流与发展》（张正周）、《布依戏音乐索源》（一丁、桂梅）等。另外，广大民族音乐工作者跋山涉水、深入民间，进行实际调查，写出一批真实、确切和较为完整的民族音乐调查报告，如《布依族笔管调查报告》（黄庭辉、熊作华）、《黔西北化屋基苗族自治乡群众音乐生活状况调查》（胡家勋）等。这些概述和调查报告为贵州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保存民族文化资源起到良好的作用。
（2）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篡工作。编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程，我省承担了7个民族的音乐史稿编篡任务，它填补了我省此项科研空白。
（3）乐曲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领域罕为学者涉足，而王德埙却坚持耕耘了十数年。王德埙的乐曲考古研究，从理论方面看，他对乐曲考古的理论、原则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对乐曲考古的有关研究实践，他进行了理论的再抽象；同时，还对乐曲考古要籍进行过特殊的研究。从实践方面看，他对《广陵散》《止息》《碣石调·幽兰》以及《汉、隋“声曲折”——乐符体系》等进行过艰苦而系统的研究，并作了较深层次的开掘，在一些方面还获得某些突破性进展，由此而使贵州民族音乐研究进入乐曲考古学的领域。
5、贵州傩坛戏音乐研究
贵州作为一个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省份，得天独厚地存活着极为丰富的古老傩文化，它为我省民族音乐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近年来，我省在傩坛戏音乐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良好的态势，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邓光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如《傩与贵州土家族民歌》《傩坛戏音乐概览》《“傩坛巫音”与音乐起源“巫觋说”》《傩文化与音乐起源管见》《略谈傩戏音乐的研究方法及意义》等，还先后出版了《思南傩戏概观》和《傩与艺术、宗教》两本专著，取得可喜的成绩。宋运超从另一角进行傩坛戏音乐研究，如《傩爱管见》、《傩爱与世俗音乐》《论民间多神教傩堂孕育世俗阳戏琴腔》、《“撮特几”属慕师祭礼文化而非傩探讨》、《析“柳马歌”证“还傩愿”非土家族文化》等，以反证论的方法来探讨傩坛戏音乐，同样不失为一家之言。另外，还有胡富仲的《长顺花灯的傩仪现象分析》、杨方刚的《晴隆中云庆坛傩事活动的观念和形态分析》等，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以上论著为我省民族音乐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为诸多学科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参照系。
6、贵州民族音乐跨学科综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和国内外学术的交流，拓宽了我省民族音乐工作者的视野，也促进了我们民族音乐研究方法的改进。在这种前提下相应地产生了一批带综合性的科研成果，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思绪录》（张中笑）、《芦笙词·芦笙音乐·芦笙文化》（杨方刚）、《从文化结构学的角度看侗族传统音乐》（殷干清）、《布依族“情歌”的传统形态及其与民族婚姻的渊源关系》（李继昌）、《侗族丧葬仪式中的文化基因》（舒宝琴）、《贵州传统芦笙音乐研究的社会视角》（杨方刚）、《“三”的结构特征探源——彝族民间音乐研究札记》（胡家勋）、《从水城民歌和农民画看民间姊妹艺术的审美情趣》（张人卓）、《体裁思维是民族音乐结构的基础》（李惟白）、《民族音乐模糊思维的表现》（殷干清、古宗智）等。上述论文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思维学及美学等范畴。他们根据各自研究论题，采取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这种联姻式的研究，就使得民族音乐学研究呈两极发展趋势。一方面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微观向宏观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则又分化得越来越精细，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跨学科综合研究，无形地推动着我省民族音乐研究工作朝着更为宽广的方向发展。
（四）丰收的季节——硕果累累
1995年以来的10余年间，是我省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长期学术理论积淀滋养下开花结果、喜获丰收的黄金季节。
截至2006年《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正式出版之日贵州的4大音乐集成工作告馨，贵州民族音乐家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主要有：
1、《民族音乐史志》及《概论》的修编
宋运超的《苗族音乐史》，李继昌的《布依族音乐史》《水族音乐史》，胡家勋的《彝族音乐史》，张人卓的《仡佬族音乐史》已收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一书（马光钰、袁炳昌主编，赵毅执行主编）。杨方刚、张中笑、王德埙、马伯龙的《贵州省文艺志·音乐篇》已收入《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杨方刚的《贵州省文化志·艺术教育篇》已收入《贵州省志·文化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田联韬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收入了我省李惟白撰写的《苗族传统音乐》，张中笑撰写的《布依族传统音乐》《水族传统音乐》，张人卓撰写的《仡佬族传统音乐》，胡家勋撰写的《贵州彝族传统音乐》。
2、《本土乐话》的诞生
为了纪念学校50周年庆，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领导决定编辑一本本院师生研究本土音乐的论文选集，编者为其取名为《本土乐话——贵州大学音乐家论坛》，该书分上、下册，全书百万字。
《本土乐话》（杨方刚执行主编，张中笑、张应华执行副主编），这是贵州民族音乐学界的学术结晶，也是贵州专业音乐教育教学科研的丰硕成果。由“乐论”（民族音乐文化综合研究）、“乐风”（民族音乐艺术专题研究）、“乐教”《育人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探讨》3部分组成。辑录了近几十年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突出地表现在学科理论建设、民间音乐“四大集成”及《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考察研究·贵州卷》的编篡和苗、布依、侗、水、彝等民族的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音乐学在贵州发展的历程：20世纪50～60年代，以民间音乐采集整理、初步研究为主体工作的“前期”；70～80年代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创建时期；9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在贵州迅速发展时期。对此，本书“乐论”篇中张中笑撰写的《民族音乐学与贵州》一文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叙。
本书的作者群，含创业发端、开拓进取、后继接力3个方面，是一个承前启后，合力奋进的群体。他们中有该校最早的民族音乐研究机构创建者、我省民族音乐艺术学术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古宗智先生；该校已故的民族音乐学家、我省民族音乐学学科创业领头人物之一的李惟白先生；继古宗智之后，从事校内外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组织领导工作的殷干清先生；该校学报的创办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校内外多项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杨方刚先生；该校民族音乐学专业方向硕士生教育的开办人和授业者、我省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张中笑、杨方刚先生；我省有关地州市民族音乐学术研究工作的组织者胡家勋、李继昌、王承祖、王立志等先生；长期从事传统音乐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宋运超先生，从事民族音乐理论工作的青年教师张应华，以及民族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在读研究生等。
学者们辛勤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对我省的文教事业发挥了促进作用。在全国民族音乐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赞誉。在学科建设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原会长冯光钰先生曾热情地指出“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祥地之一”。
《本土乐话》的结集出版，体现了学校“办出地方特色”的办学方针，也反映了我省在文化建设上“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
3、《贵州民间音乐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项目2005年12月由贵州大学向国家教育部申报，2006年10月26日教育部通知已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教材由张中笑、杨方刚主编，编写人员：王立志《汉族民间音乐》、王承祖《苗族民间音乐》、舒宝琴《苗族直箫音乐》、李继昌。《布依族、水族音乐》、张中笑、马名振《侗族音乐》、邓光华《土家族音乐》、胡家勋《彝族音乐》、张人卓《仡佬族音乐》、杨方刚《芦笙音乐》。本教材的基本特色是：教材以贵州4四大民间音乐集成为资料来源，在1989年初版1997年再版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张中笑、罗庭华主编）的基础上补充编成，仍以民族为章目，系统地反映了贵州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等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全貌，及其文化艺术特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4、《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考察研究·贵州卷》
受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的邀请，杨方刚、张中笑主持编篡国家级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考查与研究》的子课题《贵州卷》（子课题名为《贵州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文化研究》），50余万字，内含《贵州各主要少数民族自然宗教音乐文化概述》（杨方刚、张中笑）以及各民族的自然宗教音乐文化研究。参与该项目文稿编写的还有王承祖、胡家勋、李继昌、张应华、吴培安、王立志、潘碧增和曾雪飞、杜方芳等（民族音乐学硕士在读研究生），至2007年5月已完稿待印。
5、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丛书）
这套由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主编，音协主席崔文玉任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张中笑、杨方刚、杨胜利、柴永新任副组长，张泉任秘书，张中笑任主编，杨方刚任副主编的丛书，起始于2003年，完成于2009年。全套丛书由《千岭歌飞》（苗族卷·王承祖）、《好花正红》（布依族卷·李继昌）、《侗乡音画》（侗族卷·张中笑）、《山奇水秀》分上下篇：上篇《夜郎遗音》（仡佬族·张人卓）、下篇《凤凰之声》（水族卷·李继昌）、《芦笙乐谭》（杨方刚）七卷构成，中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谌贻琴为该丛书作总序。对该丛书的价值和作者们的奉献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
6、产生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新的学术论文
如《一种文化音乐学探讨》（涂尘野、古宗智）、《贵州民歌的文化特征》（古宗智）、《论贵州民族民间器乐的艺术特征和音乐形态》（杨方刚、张中笑、古宗智、殷干清）、《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考察研究·贵州卷·综述》（杨方刚、张中笑）、《歌乐——民族音乐学分类中的新成员——兼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分类》（张中笑）、《古彝文文献重点乐舞钩沉》（胡家勋）、《试论未来戏曲向傩院戏等祭祀戏剧的“反祖”》（宋运超）、《贵州苗族芦笙文化研究》（杨方刚）《论王连兴的直箫艺术》、（舒宝琴、张中笑）《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研究》（胡家勋）、《侗族玩山与玩山歌》（张中笑）、《侗戏音乐形态研究》（王承祖）、《贵州梭戛“长角苗”民间音乐的分类及其特点》（张应华）、《布依族摩教仪式之“殡亡”》（刘杰）、《傩腔管窥—“傩应一方”的傩腔之次生特征》（宋运超）、《略论贵州彝族情歌歌唱活动的衍变》（胡家勋）、《水族“双歌”（旭早）—曲艺音乐个性的萌生及其流变》（李继昌）、《水族“族性歌腔”及其变异—民族音乐旋律结构探微》（张中笑）、《湘黔交界“五溪蛮”地区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之考察》（张应华）、《创建中国式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之我见》（王承祖）、《本土音乐本应是音乐教育的脊梁》（张中笑）、《现行音乐教育体制的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建设》《开设少数民族音乐专业，是一个探索性的教育话题》（杨方刚）等。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青年学者张泉的两篇论文《修筑民族音乐文化的长廊——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二级保护》和《民族音乐学者群中的“本土乐派”》（合作者王俊），前文宣读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因其视角独到而受到与会学者、专家的关注。研讨会总结报告中，将其列为重点文章，会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刊连载。后文亦因提出了民族音乐学者群中的“本土乐派”这样一个崭新的命题，并以其为研究对象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国际上的“本土文化学者”论不谋而合。还有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硕士生曾雪飞在读期间完成的《从音乐传播的视角思考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宣读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亦被大会列为重点论文。
二、群体的活力
提起贵州民族音乐学家的这个群体，全国民族音乐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大家是否都知道这个“群体”的形成自有它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以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呢？
贵州是一个有49个民族成份的多民族省份，世居民族有18个，少数民放族成分之多居全国第三位，系全国8个民族省区之一；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老族人口分布主要在贵州、彝族、土家族也形成了相当广阔的居住领域。山多、民族多是贵州的人与自然的基本、突出的特点。
多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形成了音乐文化的“多元与小块”的特征。可以说，民族音乐学者在这块土地上绝不会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可以大有作为。正是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分散工作在不同民族聚居区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其工作的目标与重心就自然是所处地域的民族，以及这个（或数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这种自然的分工，形成了当今贵州的学者群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的特征，这种各具特色的研究，汇集成了贵州学者群体也像贵州境内客观存在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事象一样的绚丽多姿。这种情况从表象上看，是一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又是怎么形成群体活力的呢？这就是我省有别于全国任何一个省份的特点之所在。
众所周知，在全国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要有两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即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正是这两个学会，自20世纪80年代先后成成立以来，组织举办了数十次全国性的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众多学者便在他们有效的组织下，汇集成了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大军。当然，演练了这万人组织的大军的还有全国《民族民间音乐集》这一声势浩大的伟大战役，而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党和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后者是代表官方的指挥中心，前者是属于民间群众社团性质的指挥中心。正是他们指挥着中国大地上的这支民族音乐学大军，构建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术大厦，才取得了辉煌的、永载史册的“战果”，它以5大音乐“集成”和巨大的科研成果为标志。
贵州的广大民族音乐工作者都是这支“大军”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了贵州作为全国的一个分战场的成果以及取得这个成果的指挥者与组织者们。
与全国各省一样，除了官方的“集成”领导中心之外，贵州不同于全国各省之处，就在于我们还有自己的民间社团性质的指挥中心，那就是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正是这个由贵州省群众文化学会、原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贵州省音乐家协会、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共同主办的、成立于1987年的研究会。正是这个研究会的领导核心，争取了上述各单位的支持，汇集了主办单位的力量，指挥和组织了贵州民族音乐学术大军一个又一个的战役，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内的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以及其他的学术活动，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贵州民族研究会的成立是经过周密的筹备，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目标的。还在“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笔者所作的“筹备组工作报告”中有切实的记载。［注］
在这个研究会指挥中心的是：一、二届会长古宗智，一届会长还有陈志伦；三届会长殷干清；四届会长杨方刚。历任常务副会长、第二届秘书长、研究会发起人笔者本人；一届秘书长王全力，三届秘书长王立志，四届秘书长张应华以及各届的其他副会长、副秘书长们。他们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任职，但他们作为贵州民族音乐学术界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却始终如一。
正是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把全省民族音乐工作者团结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其标志是l990年在内蒙古包头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期间，换届选举的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近百名组成人员中，贵州就有14名学者入选，同时笔者被选为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学会副会长田联韬先生向大会介绍贵州学者的情况时，动情地说：“一个省l4人进理事会，比例是多了点。但我了解贵州的这些同志，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研究方向，都很有水平，而他们又是一个团结的群体，我看就这样吧。”一锤定音。会后，“贵州有八大诸侯”（指有八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八位学者)的“戏言”就传开了。
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除了组织本省的学术研究活动之外，也不忘对外宣传贵州及参与全国性的学术活动，比如《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中国音乐年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以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中国音乐》《人民音乐》等等，都留下了贵州学者之墨迹，不少同志还担任了有些巨著的组织和编辑工作。研究会还在《中国音乐年鉴》、《中国音乐》上开辟了《贵州民族音乐》专栏。在《中国音乐学》编辑部的支持下，出版了《中国音乐学增刊》（1997年），全面向外介绍了贵州学者对本土音乐的研究成果。当然还有大批专著、论文的出版与刊发，也为贵州群体增添了光彩。
三、脚步的延伸
为了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原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由杨方刚、杨昌树、杨宗福、张明江、吴定邦等先生先后开办的“芦笙班”“侗歌班”，他们频频地对外演出活动，有力地宣传了贵州以苗族为代表的各民族的芦笙音乐文化、侗歌文化，使那早已闻名国内外的侗族大歌，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更加深入人心，为贵州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其更为重大的意义莫过于通过这种特色班，培养了传统文化传承链中新的一代歌师、乐师，这一代具有综合文化素养的新型的传承人，他们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桥梁作用，他们毕业后均已成为我省各地的骨干传承人。实践证明，把传统音乐文化引进学校教育，这是继承、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极好途径之一。在我省还有榕江县文化馆原馆长、我们学会的常务理事张勇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把侗歌引进中、小学的课堂，通过这一传承侗歌文化的远大目标的具体实践，取得了极其可喜的成绩。
而在培养民族音乐学研究人才方面，贵州师大的邓光华先生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首先，在本科音乐教育中开设“民族音乐”主科课，后又在尚无硕士点的情况下，挂靠教育学专业招收了我省第一位实为“民族音乐学”的硕士生张应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现已初见成效，我们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应华、“学会”理事黔南学院音乐系主任杨殿斛、六盘水学院音乐系主任王兴治、毕节学院音乐系主任周正军等都出自贵州师范大学。
正是在全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态势和自身已取得的成果与进步的推动下，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向国家申请“民族音乐学”硕士点的报告，在世纪初的2000年获得批准。民族音乐学已进入贵州硕士研究生的精英教育层次。01、02、03、05、06级硕士生已经走向社会。其中杜方芳、曾雪飞、朱玲波、陈赟等4位民族音乐学研究生，他们勤学努力，在我省一批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的亲切教导下，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他们肩上担负着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大责任。据悉，贵州民族学院音乐学院也招收了07级民族音乐学硕士研究生，其他相关音乐院校也把民族音乐的教育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现象令人鼓舞。向前看，形势一片大好。
说明：
本文根据1、贵州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之《音乐篇》贵州省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2、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贵州大学艺术研究所编《本土乐话》 贵州省民族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3、张中笑、杨方刚主编《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三份文献编写。
注释：
“筹备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的沿起和筹备工作情况:
省群众文化学会在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潘庭映同志的主持下，进入了以民间传统艺术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时期。正在筹建以民间传统艺术各门类为特征的“子学会”。在“民间绘画研究会”成立后，把筹建‘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学会省馆直属小组副组长的我。我提出要与省里各有关艺术院校、音乐机构横向联系的主张，得到了领导的支持。我于是与贵州艺术专科学院民研室主任古宗智，省音协驻会副主席雅文，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主任邓正良、副主任谢霖等同志进行了联络协商，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经过反复协商，敦请潘副厅长于1986年11月27日召集了第一次6单位领导联席会议。潘厅长说：“成立群众性的研究会，是进行学术活动的事，贵州民族民间的东西很值得研究，这就得有一个组织。大家发起成立‘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我很赞成。”雅文副主席说：“我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活动已落后于全国，中国音乐学（指民族音乐学）正在崛起，全国的一些信息很鼓舞人心。我省的力量分散了，我们落后了，我们要急起直追。”省群文学会副会长、《学报》执行副主编娄中秀说：“我们有个系统工程，我们贵州这方面是有力量的。”谢林说：“这个工作与艺术研究所很密切，很乐意参加……”省群众艺术馆馆长桂松林说：“群众文化是以群众艺术为中心的很复杂的研究现象，科学研究的横向联合是个大趋势。群、专结合才能把研究工作上升到更深的层次。”
1986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决定办《通讯》，召开87年度学术论文讨论会，出一本《论文集》等……我们得到了艺专学报《彩声》杨方刚老师的大力支持，辟出专栏，为我们提供园地。
我们的《通讯》（油印）第1期出版后，反响强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旺贵发来了贺信，并表明了他的学术观点。第2期刊发了艺专校长涂尘野专稿《箫声滋乐·礼乐春秋》，文中写到：重视和发展民族音乐的发掘、整理，特别是研究工作，对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增进人民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音乐研究是一项博大精深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甚至是艰辛的工作，它需要学识，需要毅力，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不倦、朝夕以赴……”
北京艺术研究院伍国栋、林丽等都来信祝贺。全省各地音乐工作者也纷纷来信表示祝贺与赞同建立“民族音乐研究会”。桂松林馆长的《谈从群众文化的角度研究民间音乐》文章写道：“群众文化学是以群众艺术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新崛起的学科，这已为全国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民间音乐，就是民间的音乐。”“民间”这一概念，包容了这一音乐门类的基本属性——群众性、社会性、广泛性、地方性和自娱性。
出版了两期《通讯》后，我们趁省音协召开常务理事会期间在省文联开了一次筹备组扩大会，我们省音乐界的老前辈、省音协的负责同志及各地区音协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冀洲主席说：“今天看到这个会上又出现了一个气象，团结的气象，我很高兴。民族音乐学研究急需往前走。再有一个心情，要有点英雄主义精神，要向前冲，不怕苦，不要被一些框框把自己套起。《民族音乐》（云南的杂志）影响全国，那么贵州就办不成？我不大相信。我们要老老实实，干事业要有一个超越他人的英雄主义精神。
萧家驹说：“我非常赞成，拥护搞这项工作（指成立民族音乐研究会）……我们的工作不仅是音乐的本身，是文化建设的大事。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乐派，根子扎在本民族。”
朱石林说：“我很支持、赞成成立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讲两点，一是要团结合作；二是要无私奉献。”
这个会开得很精彩、很扎实。特别是老前辈们的讲话不仅给我们鼓了劲．还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筹备组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有关学科理论建设问题。
张中笑说：“为了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我们委托古宗智老师把几年来国内主要有关本学科的理论和见解选编一本《“民族音乐学”各家言》让大家参考。关于民族音乐学之学科意识的问题，我们感到这是我省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省的研究，可以这样说，还没有进入学科高层次的领域。我们是从民族民间音乐的微观研究开始的，就是从具体音乐事象的（音乐本体）描述开始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从这个具体音乐事象的描述逐步过渡到比较宏观的研究，处在过渡期。我们筹备组的同志为了帮助全省的同志了解这门学科建立和研究当前达到了什么水平，了解这个动态，掌握这个信息，这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
可以说，筹备组扩大会是一个动员大会，一个鼓劲的大会，更是一个“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准备、战前动员的誓师大会。通过多方面努力，完成了研究会成立的一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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