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曾荫权出访为何如此“吝啬”》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出访的开支情况。几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港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元，另有44.7万元为其他支出，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仅花费420元。(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曾荫权如此节约，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是应归结到制度设计，即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对官员起到有效约束作用。对此，内地有许多可学之处。

　　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远较内地的政府预算报告详尽，表述方式浅显易懂。除文字表述外，还辅以许多图表，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地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得懂预算案。

　　香港预算在制定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反复。一般性的公众咨询会提前3—4个月，于前一年年底全面展开。其时，政府开设热线电话、宣传网站、发布广告、举办民意调查、收集市民信函；财年结束前的1个月，财政司司长会提交财政预算案，让立法会议员有足够的时间研读与辩论。预算案发布后，财政司司长又要再度奔波于电台、电视台等公众舆论平台，举办记者招待会，现身各类论坛和会场等公共场所，详解预算案方方面面，明示于公众。

　　就在如此这般的咨询互动过程中，民众通过政府部门的解释说明、媒体的充分报道、专业人士的解读等，对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才会了然于胸，然后就能有根有据地对官员行使监督之责。一位香港市民说得好，财政预算的关键不仅在于“向民众公开”，而在于“经民众同意”，因为预算的对象是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地必须获得纳税人的认可。

　　试想，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哪个官员还敢滥用纳税人的钱？这样说来，大可不必为曾荫权的“吝啬”大惊小怪。

　　□王学进(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