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析“夜郎最大”到“夜郎自大”之流变

——从被历史戏弄的千古奇冤说开去

王兴余

  一个贬义盛广倍受关注的成语和一个高原民族众多省份的历史荣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概非贵州莫属。

千古奇冤未雪耻，时下，贵州省学术界又与湖南省新晃旅游品牌策划而争“夜郎王国故地”闹得不可开交，“口水”仗不断升级。但双方却不为“夜郎自大”，这一不光彩“臭名”的荣辱辩析，都想借“夜郎”之名而扬“名”，实为痛惜。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本来是“夜郎最大”的名言，却不知为什么后来流变成“夜郎自大”的“臭名”，这四个普通的汉字委实压得贵州人喘不过气来，抬不起头来，迈不开步子，造成诸多不堪回首的负面影响。但是，当我们高举理性反思的火炬，用客观的目光和详实的史料重新去审视历史的时候，才发现，两千多年前说的夜郎侯妄自尊大，那确实是既不科学也不人道，而是望文生意，随心所欲杜撰的“冤文”，不免有些幼稚可笑。其实，这显然是从汉文化视觉看夜郎时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公案，被历史戏弄的千古奇冤。而今弄清这一成语典故的由来与传世，并不是要为当时的夜郎王“多同”洗刷冤情，而是要拂去历史的尘埃、抹去历史的不幸、还原历史的清白。为激发贵州人的雄心壮志，发扬“夜郎人”在喀斯特地貌这一贫瘠的生存环境中孕育的坚毅勇敢、刻苦耐劳、富于创造、自强不息的“山竹精神” (古夜郎人敬山崇竹，并以此为图腾)而鼓与呼，把世俗强加在贵州人头上的“闭塞晦盲，又成夜郎自大”的屈辱帽子抛在大谷深渊，把它作为知辱而奋发的一种警示。

夜郎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烟雨飞花、玑珠叠翠、沧桑时变、神秘传奇的历史；夜郎人是中华民族中最古老最具典型代表的智慧族群；她的文化是华夏文明宝库中不可缺惑的靓丽奇葩，是西南边陲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夜郎人在贵州史前文明和古人类摇篮的双重熏陶洗礼下，在这片故土主体上创造的辉煌，称得上在“西南夷”众多部落中傲视群雄，成为有口皆碑的翘楚。她的社会经济发达和地域辽阔，不是“妄自尊大”的理由，而应是我们引以为自信、自豪、自强的强大动力，从而跨越现实的哀怨与屈辱。  

    让“夜郎自大”作为一个历史屈辱的过程而终结，为一个真正光荣豪迈的“夜郎最大”之后裔，在新时代重新崛起做出一个合符逻辑的文化意义上的哲学注释，便是这篇文章的神圣使命和良知责任所召示的价值取向。

“夜郎最大”缘何变成“夜郎自大”?

    在中国众多的成语典故里，有一个最难听而又令人耻笑不止的“夜郎自大”。因为这成语，夜郎古国所在地的贵州才广为人们所熟悉，在历史的长河里涌起浪花四溅，几乎老幼皆知，家喻户晓，但一点儿光彩也没有。汉语工具书却把它释成对妄自尊大的贬义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一成语，知道古代“西南夷”曾经有一个披着神秘面纱的夜郎国。哪知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被误读和错传的历史，被历史戏弄的千古奇冤。

本来，事实真相是最权威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明示：“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到了汉代的《汉书》也说：“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为了佐证“夜郎最大”的理由，《汉书》在结尾处又明确补充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夜郎国之所以传播的频率极高，与“夜郎自大”的成语典故关系颇大。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派使节王然于到西南(现在的贵州省六盘水市附近)，探寻由长安(西安)到身毒(今印度)的通道(称为南方的丝绸

之路)。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汉使才到达滇国，滇王套羌在会见汉使时，因不知情，以好奇的心情贸然地问了一句：“汉孰与我大?”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到过中原，究竟汉朝有多大?同我的滇国相比，是谁大呢?这本来是一句人之常情的探询，“不知者不为错”，但这句话对自以为居于“天下中央”的汉朝来说，就觉得非常可笑。堂堂大帝国在此，居然“有眼不识泰山”，一个小小的滇国竟然同泱泱大国相比，简直是自不量力，于是传为笑柄。

    本来是滇王不揣冒昧惹来的事端，为何又会牵扯到无辜的夜郎国

呢?原来，汉使在归途中又经过夜郎，夜郎侯多同怀着同样的心情也发出“汉孰与我大”的疑问?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显然，始作俑者是滇王，夜郎侯无非是附和而已。但都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事实，就其本质来说并非妄自称大，只是顺口问了一下而己。司马迁毕竟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觉得这也不必大惊小怪，滇国和夜郎远离中原，山重水复相阻，道路艰险不通，  “不知汉广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若追本溯源，“汉孰与我大”的专利权应属于滇王，夜郎侯只是鹦鹉学舌罢了，并非狂妄炫耀，但却成了“妄自尊大”， “自不量力”的替罪羊，而蒙受千古奇冤。但此时以及后来相当一个历史阶段，都未见有“夜郎自大?”的成语出现，只是历史跨越到了清代，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竟然将司马迁的名言“夜郎最大”明目张胆篡改为“夜郎自大”，而且变为一句成语典故广为流传。这一成语最早被引用而又发挥到极致的，要数清前期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了，他不仅为这一成语推波助澜，而且还用文学艺术语言进行诠释，并两次在他的著述中尽性发挥。他在《聊斋志异·绛妃》中声情并茂地描写到“……古有贤豪，乘而破者万里；事无高士，御以行者几人?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白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在蒲老先生的眼里，这明显地是一场笔墨游戏。不过，他的这一逞才使气不打紧，当然也不会想到，“夜郎自大”经他这样笔下生花竟因此不胫而走。加之他的名气又大，用语精炼独到，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很快广为流传。至晚清光绪年间，增补在他的《孽海花》第二十四回里又让“夜郎”堂堂正正地在广众面前“自大”了一回：“饿虎思斗，夜郎自大，我国若不大张伐，一奋神威，靠着各国的空文劝助，他哪里肯甘心就范呢?”此白话文小说流传更广，“夜郎自大”这一成语便在广博似海的成语世界里而独占鳌头。此后不断被收入《辞海》以及各种词典，如今早已风靡全球的华人世界，流毒甚广，无人不知。

《聊斋》虽然属于文学创作，但用词造句都很有考究，这个成语的典故又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应当说是很有权威性的。不过，事隔千年之久，其间多有误会，不免以讹传讹。于是，夜郎侯从此被视为狂妄自大之徒，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上千年黑锅。而首先惹是生非的滇王之名誉却丝毫无损，逍遥自在，这似乎已成历史定局，这有点太不公道了吧。

    本来，最先发问“汉孰与我大”的是滇王，按理说应当是“滇王自大”才合符逻辑，但滇是个小邑并不足以代表“西南夷”，听起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既然夜郎是“西南夷”的佼佼者，夜郎侯同滇王又说了同样的话，因此，用“夜郎自大”似乎更具典型意义。何况，《史记》中早已有了“夜郎最大”的名气，只需将“最”字巧妙地改成“自”字，便可顺理成章，这发明人可算聪明透顶，费尽了心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哪知这一字之“改”，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字之“谬”，却成千古遗恨，给人们的印象截然不同。自“夜郎自大”成语一出，历史的真实“夜郎最大”就自不待言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登台表演的主角当然就是“夜郎自大”了，而司马迁的“夜郎最大”的本来面貌却被贬义之洪水淹没了。

    时下有人认为：“夜郎最大”就是“夜郎自大”，这种说法挺可笑，

凡是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这么想。司马迁的“夜郎最大”，与后来文人杜撰编造的“夜郎自大”是本质不同，意义相佐的两码事。但是，在全民历史热的潮流中，这似是而非，听起来时髦、过瘾，实质是颠倒历史，错误导向。

“夜郎自大”虽读起来顺口，但往往混淆时空，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可能有人觉得仅仅一句成语，而且又有典故，己然成俗，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历史经不起这样的曲解和亵渎，特别是对求知欲旺盛，但鉴别力都不够的年轻人来说，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判断事物的能力和价值观的建立，尤其是对夜郎人和他们的后裔来讲，更是一个洗雪冤情的大事。

    “夜郎最大”不能成“夜郎自大”的笑谈

世人却不知，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千古玩笑，不仅把“滇王自大”的帽子错戴在夜郎侯的头上，而且还偷梁换柱地把司马迁的“夜郎最大”曲解为天下笑谈“夜郎自大”，也许是一个历史的最大不幸。揭开历史的面纱，“夜郎最大”的真正内涵，是说夜郎当时在“西南夷”中算得上典型代表，这毕竟是一个抹不去的客观历史事实。夜郎处在喀斯特地貌(意为贫穷)发育地区，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比“一马平川”沃野的中原或者“水乡泽国”的江南及“天府之国”的四川来说要艰难得多，每一个创造，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微弱的一小步，都要付出比其他地区更为艰辛的巨大代价。而在两千多年前就创造繁荣的“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社会和光彩夺目的夜郎文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奇迹。

    “夜郎最大”之说不是空穴来风，随意妄下的结论，而是经司马迁对“西南夷”中众多部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地考察相比较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夜郎确实是“西南夷”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所以在提到“西南夷”的时候，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夜郎。但在中原人的心目中认为：“西南夷”地处偏远、蛮荒、落后，根本无法与广大、先进的汉朝相比，而他们当中的滇王和夜郎侯竟然自不量力，出此狂言，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自尊大的典型。

    其实，夜郎在汉以前早就客观存在，同样因“道路不通”没有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唐蒙通夜郎后才发现“西南夷”中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新大陆”——夜郎大国。司马迁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分析了“西南夷”部落中，有许多还处在“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

的原始状态，有相当一部分尚处在由“迁徙”转向土著的过程中，唯夜郎、滇、邛都等部落发展到“耕田，有邑聚”的文明程度。“田”者意味着人们以农业为生，耕种水田、种植稻谷；“有邑聚”者，是因为人们不在分散游离定居在一个地方形成若干聚落，这便是当时繁荣景象的实证。显然，夜郎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当时确实要比“西南夷”地区的部落高上一筹。

而那个时代夜郎的势力范围真的强大，中心区域也十分辽阔，它所辖数十个邦国以及旁无数个“小邑”，“夜郎最大”这是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据《史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汉书地理志》关于夜郎的疆域则注有“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其功能是“足

以行船”，直抵“番禹”(即今广东)，可见“夜郎最大”，不是妄言之说。现在，一句“夜郎自大”被历史戏弄为笑谈了。可是，夜郎究竟有多大，至今仍是一个千古之谜，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仍长期争论不休，可也没有谁能说清。其实，夜郎在历史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夜郎是指由汉王朝封称并散布在各地郡县制，其实这被封称的夜郎郡县，与古夜郎国毫无关系，也达不上边，而“广义”的夜郎是指其整个古夜郎国活动及辖区的势力范围。那么，现在最公正最公平最权威，就是让历史来说话吧，这里可引几段古书，大概来推算一下“夜郎最大”几何？

《水经注》说：“夜郎县故夜郎候国，唐蒙开以为县……温水至西北流。”

司马迁《史记》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是城指介于蜀古南越之间，属珠江水系）

《史记正义》记载：“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

彝文《四书旁训》载：“大哉！夜郎为圣地，且同江边建。”

清诗人张澎在《续黔书》中指出：“今石吁，思南为夷州(今石阡)之夜郎也；今黎平、镇远为龙标之夜郎也；今桐祥、正安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邓雀，东接交趾，地凡数千里。今人徙知遵义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焉"。

    如果按《云南通志》证实：可以划出夜郎国的疆域地跨今天的贵州西南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西北部及四川的南部广大边缘地区。这么看来，夜郎的疆域虽然不能与汉朝相比，但也决不能说算小。尤其在西南夷诸国中，可算得上是幅员辽阔，或曰“夜郎最大”。这确是历史之实，怎能曲解为“夜郎自大”?成为千古误读、谬解的笑谈?

    君不见，司马迁在叙述了整个“西南夷”状况后，又总结性地强调：“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印”。尽管“西南夷”中的部落以百计，但只有夜郎和滇封王受印，这与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疆域辽阔是相对应的。但拿夜郎与滇进行对比，当时滇国只是一个“小邑”，但最爱宠才封为王。夜郎则不然，它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掌控通往南越(今广东)的牂牁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说：“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在整个“西南夷”中堪称首屈一指。正是这个原因，在汉朝攻打南越时，唐蒙建议从夜郎发兵，“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认为是“制胜一奇”，这又是“夜郎最大”的实证。

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的睿智判断是正确的。后来考古资料有力的证实了他所得出“夜郎最大”的正确结论，“耕田，有邑聚”这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有着本质的区别。20世纪60年代，在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稻谷堆积物，长07米，宽0.4o米有些，谷粒还相当完整。l 9 9 5年在中水吴家大坪又发现两个大量碳化稻谷土坑，经碳1 4测定距今约有3000年历史。2002年，在中水鸡公山遗址还发掘了3000多个土坑，8 9％出土有碳化稻谷，有的散放在坑中，有的还未脱粒，有的是焚烧后的残留物。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在3 000年以前，即在夜郎国还未在史籍中出现以前，这不仅证明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夜郎民族就已经有了先进发达的稻作农业，进入了繁荣的社会和衣食有保障的定居生活阶段。而且在当时占地无法估计诺大平方公里的古代农业，相于现在东南亚几个小国的总和，无论在汉代还是在“西南夷”，它都是规模最大的农业基地，更是夜郎人展示开天辟地大显身手的舞台。夜郎农业之大，还因为它包容天下为我所用的宽大胸怀，而这种大是对小农经济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自艾自怜的巨大之逆动。

如果亲临当时这片神奇的土地，就会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夜郎最大的地域辽阔，一望无际的意境，就会领略“夜郎最大”的雄浑气魄和夜郎人的宽广胸怀。所以把“最大”说成“自大”的笑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这本来是历史事实上的“夜郎最大”。为什么偏要被曲解和篡改为“夜郎自大”呢?根源是夷汉交叉的视觉审视偏离了历史真相和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导致的结果。

我们应该看到，历史失真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事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黄宗羲的激愤；从文革后期胡耀邦对“叛徒集团"甑别的正义，到张闻天追悼会时邓小平对遵义会议确定领导地位平反的哀怨，无不是历史之壁撞击出的响亮而沉闷的回声。 应该看到，规范成语及典故，不仅是恢复夜郎历史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纯洁文字语言，捍卫成语为中华民族语言之精华的崇高地位而斗争的大事大非问题。

“夜郎最大”为“夜郎自大”的屈辱可休矣!

    说“夜郎自大”，这显然是从汉文化视觉看夜郎时造成的一个历史误会，以原典论，不过是古代交通不便，西南夷确实与中原汉王朝远隔千山万水，处于封闭状态的夜郎侯，渴望了解外部的世界。因此才有此一问：谁大?按司马迁在《史记》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典故而言，也不应该伸引出“夜郎自大”的贬义成语。当时夜郎作为西南夷“最大”的部落方国，也许还有一点同汉朝“比大”的意思，但事实是，早在建元六年(前1 3 3年)，唐蒙即以使者身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向夜郎进发时会见夜郎候多同，“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吏”，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汉阳都尉为今赫章)，并设置犍为郡，作为向南深入开拓郡县制的前沿堡垒，这标志着夜郎候服从中央汉王朝的统治，不可能在时隔11年后又反过来与“汉”比大。不过，若是从夜郎当时民族的立场上看，那就不叫“自大"，而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尊、自强的心理意识，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即夜郎“最大”和“真大”在蠕动。

应该看到，在我国的5 6个少数民族大家庭中，夜郎人的民族自豪感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尤为独特强烈，有一种熔岩般流淌的气势和勃力，也许这与民族生存的地缘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喀斯特地貌的山铸其形、水孕其相、石塑其魂之故。正如德国学者赖哲尔说：政治团体的大小，组织形成，政治的尚文尚武，百姓的悲观乐观、进步退步、热爱自由或顺从，都可以用地域环境来解释。宗教地理派更认为，地理环境对宗教文明的产生、发展、特征起着决定的作用。中东狂暴，严酷的沙漠环境产生了富有攻击性的伊斯兰教；欧洲多元的地貌。水善从流，适宜的气候，使基督教既宽容又富有人性化的多样性。

这一点可以在彝族文献里触处可见，找到铁的依据。《夜郎史传》

里写夜郎王武益纳的武功时说道：“武夜郎(即武益纳)君长，比先辈

威武，比先辈刚强，他经常带兵，不断征战。一下去东征，一下去南战，全都打胜仗，屡屡建奇功”。在征战东、西濮时，他挥师进军，竟口出英雄豪言：“我夜郎大军，谁敢来阻挡? ”就连夜郎国的开国之君夜郎朵，也同汉家子一般，自命为“代高天掌权，为大地守境”的“天地子”。而一代明君多弥(即多同)，不但自称“天地子"，更有开辟“新天”的胆识，甚至敢于宣称：“唯我独尊君，唯我享盛名”!

   “夜郎最大”，留给夜郎民族的记忆也是刻骨铭心而又真切动人的。如夜郎土著濮人后裔即仡佬族的“丧葬歌”里，巫师唱道：“……大田大地我们的，大山大岭我们的，东南西北我们的。大场大坝随便走，大冲大凹随便行，天宽地宽由你走，四面八方任你行……”而在夜郎国的民间传说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讲述：骑手骑着骏马跑了一百天，骏马累死了，也还未跑到夜郎国的尽头。这里当然免不了有些夸张，但是这些来自民间的真实情感与气势的后面，我们却看到的不正是夜郎人开拓疆域的雄魄壮志和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胆识以及民族峻韧超绝的心理基础，不正是夜郎国“最大”所留给夜郎民族的集体记忆吗?以此可见，夜郎并非“自大”而确实是司马迁所赞语的“最大”。

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自不量力地向汉朝帝国叫板，可是，一个有偏激的成语，不经意间却广泛曲解了古夜郎国的历史和屈辱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力和自尊心以及自强感。至少，在最广大民众中恒久延续了一个古代的不幸记忆，这又是宣扬“夜郎自大”的作者不曾想到的恶果。   

本来，“滇王自大”，却谁料夜郎附和着成了替死鬼，沦为古今耻笑的小丑而不可自拔。无论滇王也好，夜郎也罢，其实都还属于谦虚礼让的“不耻下问”，以汉使为师而叩首之尊，确实有点冤。细探究一下，中国文人不仅有杜撰奇闻的灵感，而且还有“老太婆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之本事。既然《汉书》接下去有：“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而夜郎国弱小，好欺负，所以造了这个成语出来，对“夜郎最大”贬为十八层地狱而后快方休，这真十分狠毒。既然相袭成俗，大家习惯成自然了，何况古夜郎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影子中，夜郎侯和夜郎人不会出来打名誉官司了。他的后辈子孙也睁只眼闭之眼，低头默认将错就错，忍辱负重也无妨。

原因很简单，身为贵州人，真的很不易!一段“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文，出门模黑回，推窗见山水”的顺口溜，已把青山绿水的贵州抹得一团漆黑，再加上古之学者文人不负责任的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加在朝中无人的黔民身上，诸如本来湖北出驴，“黔非驴多虎也”，非要生拉活扯根据柳宗元自己都难自圆其说的把驴牵到贵州来，弄个“黔驴技穷”的沉重包袱背起，已经倒霉透了很恼火不说，而今哪能还要承受“夜郎自大”的泰山压力?与其他的古文明不同，夜郎可是深受自己的后代子孙无限的冷落与不屑。这个责任全归结于当初那位夜郎国王在汉朝使者面前不该附和着滇王，说那句无理的“汉孰与我大?”也许，夜郎国王当时的表情并没有倨傲。他只是好奇的把自己的疑问表达给了面前远道而来的高贵客人，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当他说出被后人诬为“自大”语言的时候，自己会给“西南夷”诸盟国和夜郎人带来怎样心灵上的屈辱与精神上的灾难。难道夜郎国灭亡两千年后，没有留下什么，只留下了“夜郎自大”这一千年屈辱的笑谈？或者说是千古冤案悲剧——当年在汉帝国周围被统辖小国的共同悲剧？可以让“夜郎自大”的屈辱休矣!

    在我看来，抛开“夜郎自大”的千古屈辱笑谈不说，仅夜郎古国对中华历史的最大贡献，专拿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来论，就足以惊骇世界。如青铜艺术、陶器艺术、歌舞艺术、音乐艺术、民俗风情艺术等，尤其是冷兵器艺术是夜郎人自主独创有别于其他艺术的巅峰。这些是那一时代的最光芒四射，独步古今的辉煌。我甚至认为，“夜郎最大”是夜郎民族在特殊自然环境下，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血肉之躯缔造的“部落方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为后来华夏一统而开疆辟土扩大版图所作的不朽贡献。那么，夜郎民族的性格又是什么呢?大致说来有以下这些：

    1、始终有一种峻韧不拨的忍耐力。夜郎地处偏远山区，气候又多“阴障”、“雨潦”，道路羊肠崎岖。要在这样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生活、生产，可想而知，生命中如若没有熔岩般的灼热和峻韧不拔的忍耐力，那是绝对不行的。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夜郎人憋足了一股“虎劲”和“乳虎吞全牛”的大无畏气概，勤劳刻苦，滴水穿石，拼搏创造，在这条件异常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构建出“耕田，有邑聚”的和谐家园。牂牁江两岸的可垦之地，可“耕”之“田”，便是夜郎民族用心血和汗水浸透的结晶使然。

    2、始终有一种忍辱负重的心计力。在强大的汉帝国政权面前，处于弱势的夜郎民族常常表现出忍辱负重的心计力。当牂牁太守陈立用计诱杀夜郎王兴之后，跟随夜郎侯前往的“邑君”和随从在威慑面前，他们不是硬拼硬打的鲁莽行事，而是善于和巧于用心计与心力来应对。为了避免灭族灭国之厄运，作出了暂时的忍让和妥协，“皆释兵降”但这并不是“屈服”和“投降”，更不是《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言：牂牁人“少威棱、多懦怯”，这正从一个反面证实了夜郎人“外柔内刚”的心计力。其实，这是真正的忍辱负重，殊不知这其中却蕴潜着一股看不见的“力”，即藏而不露、厚积而薄发的心计力。当“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要求向汉军报仇雪恨时，夜郎人从骨子里头进发出“宁死不低头”的最大心力，又义无反抗地举起旗帜，投入战斗，用绝处逢生的心力，夺回自己生存的领地。

    3、始终有一种整体协同的亲和力。在宗教制度下，夜郎民族无论在生产劳动中，还是在对外战斗中，他们虽然居住分散，各行其事，但为人处事时都是以整体为思考单位，注重协同。《华阳国志》、《后汉书》都有这方面的详实记载。这里及举一例便可悉知，西汉王朝为了“开牂牁”，杀了竹王后，濮僚民族十分不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心协力集体出动，造成震惊汉朝的“夷濮阻城”重大历史事件，显示了向西汉王朝以死示威，团结就是力量的“夷濮阻城”，不仅表明声势浩大的人数之多，而且还表明参加人的目标完全一致，充分显示了夜郎民族有着整体协同的团结基因和传统心理的亲和力。

所有这些都证明“夜郎最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不是“夜郎自大”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妄自尊大”和“自不量力”所能涵盖的，正是这些夜郎民族“最大”的自信、自尊、自强，才真正使古夜郎国从匿名状态走上了中华文明的前台，并以炫目的磅礴感染力和悲壮的美感力警醒了一代代华夏民族的良知和心灵。

     正如贵州省六盘水市日报资深记者黄远丽所作3 0集电视文学剧本《夜郎传奇》的主题歌唱道的那样：

“横刀立马牂牁江，

展旗挥鞭战事忙。

不因霸业图疆土，

只为百姓谋安康。

山万重，水流长。

抑群夷，锁黔疆。

有志男儿敢称大。

何须后人论断长。

儿女情长天下事，

千古遗梦寻夜郎。

幸喜心脉系炎黄，

华夏一统永无恙……”

2 0 1 0年11月于贵阳(联系电话：1 3 9 8 1 8 0 4 0 5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