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地区的“非正规历史”档案》

1、1911—1949年，即民国时期：●旧社会，贵州省铜仁地区的帮派主要是一些贩卖布匹私盐军火鸦片的袍哥组织、“哥老会”、“兄弟会”等（例如杨老雄等首领）———外地客商们想要在当地做生意，就要找当地的帮派头头们“拜码头”———进香堂就要拜见三老四少，孝敬一些“礼金”———方才可以做生意，否则“嘿嘿”不好说了———即有可能发生袍哥兄弟们组织人马“砸你的场子”现象。 ●另外有一些木工造船、针纺、手工业组织的“互助会”（例如杨老汉等头头）……仅类似于小商会而已———偷税漏税、买空卖空、官商勾结等。●此外，还有一伙专门在山沟山道上“关羊”（半路上抢客商）、“黑吃黑”的非政府土著武装(例如铜仁的万山地区———全国著名的“南方座山雕”———Yuao大榜———《乌龙山剿匪记》田大榜的原型)、杏黄旗门教等各类乌合组织。

以上各组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杨勇司令员率军进入贵州后，将之统统镇压打掉或解散改造。●当然亦有例外情况，如：铜仁国立笫三中学（即后来改编的铜仁一中）的马元熊等学生的“××社”情况除外，解放后这批人全部当官———据说他们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或民革党员嘛———专门偷偷摸摸的劝说同窗反对国民党官员、偷偷暗中张贴中共标语的小宣传员。（可惜马元熊本人未熬到解放后，他在解放前被抓，后被“咔嚓”———罪名是扰乱社会、颠覆国民政府罪。如该生未亡，解放后可能会混个小官———例如当乡长等等。）

2、1950—1966年：这是铜仁治安最好的时期。当年，解放军干部战士常常帮助驻地附近的老百姓挑水，砍柴，打扫生活垃圾，帮助孤寡老人治病等等，真是铜仁人民一辈子也没见过的这么好的官兵，至今还可让人回忆。 那时，铜仁的帮派基本上没有什么十人以上的———大的帮派（因为公开的乱“拉帮立派”，你的邻居为了邀功请赏———多领十几斤粮票———往往会打小报告给军管会或革委会，把你们这伙所谓的“地下反革命帮派”送上西天）；个别单干的家伙或两三人的小组织可能存在。如：1951年，铜仁邮电局的一个邮电员，私吞私扣了近百封往来于朝鲜前线的信件，贪污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信封上的近百张邮票（私吞后好转卖成钞票），后被邻居举报，让军管会干部给拉到刑场“咔嚓”了。

3、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这是铜仁治安最差的时期，反之又是铜仁各帮派的大好节日时期。因为当时的上级政策失误 ：“允许夺权”。　　●就出现了凡是对领导的工作不满意———群众就可以自已拉一批人马，成立“×××造反派”，到铜仁军分区去抢枪抢炮抢弹药———再把领导象抓鸡一样拖到大街上臭骂一顿加暴打一顿———最后冲到办公室，抢了公章和财务等，换上了本单位的 “×××造反派”牌子———即可以名正言顺的代替前任官员了。●这样，就出现了人人可能当官的局面。

但是，就是因为人人都想夺权当官———当老大，过上高高在上的好生活。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刚刚“夺权”没有几天，还没有享受几天当官的瘾———就被另一批也想夺权当官的家伙，编出各种借口，给打下马来———而另一批人刚刚“夺权”没几天，还没享受几天官瘾，就被第三批也想夺权当官的家伙，编出各种借口，给打下马来……如此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当时铜仁的帮派多如牛毛，几个小屁孩们也可成立一个“×××红小兵帮派”，各个学校的学生红卫兵更是无法无天，亦乱成立帮派，个个想当官。●例如：铜仁的三红派、支红派、4.11造反兵团、中流击水造反派、红色山城造反派、反到底造反军团、红旗战斗军团、保红派兵团等近两百个帮派。（其实这些人戴上像章穿上黄军装倒很象红卫兵，而脱下黄军装后，观其行为则实为“二流子”。）

但铜仁的帮派虽多，著名的帮派仅有两个：一是“三红派”，另一个是“支红派”。●两派都想当铜仁的最高老大，互不相让，双方都劫了铜仁军分区架梁山下的军火，抢了不少解放军哨兵的枪（当时军委让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干让群众白抢军火），组织了武斗队伍，为争夺铜仁山城这块“大蛋糕”打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据知青回忆，当年的武斗死伤几百人，轻伤逃难者无数，铜仁城西门桥上下尽是尸体。那年一起攻进铜仁城的近百名铜仁松桃的苗族造反派最可恶，在铜仁乱打乱杀乱抢。个别苗族造反派还搞杀人比赛———比一比谁屁股后面挂着的砍下的人头数最多———好评出个“苗族英雄”，真比解放前的土匪Yuao大榜还可恶，至少姚大榜基本上还晓得“兔子不乱吃窝边草”的道理，不会对乡里乡亲们狠搞到底。●（注：在当时凡参加了以上两派的群众，武斗时发枪发炮发赏金，白送农村工分公粮，吃饭不要钱，打仗时抢了东西归自已———当然有好多人参加嘛———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不抢白不抢。最差的还可以白得农村工分公粮———武斗打仗时缩头向“敌派”方向乱打枪乱扔手榴弹即可，和土匪争夺黑帮大权差不多———胜利了则可以夺权当官，当老大，过上高高在上的好生活———失败了大不了“打回原形”，回家再当几年农民也可。）

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命令铜仁地区各帮派停止武斗。

●周总理很是辛苦。他让贵州省各地区帮派头头到北京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他讲了形势与大局。然后，由各派头头发言，汇报情况，表示态度。汇报时间持续到半夜，总理一直认真听，并不时插话发问。当一些头头在发言中攻击对方时，总理严肃地说：“我们有些同志陷入派性，特别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宁做派性头头，大搞无政府主义。”他说这话时，激动得站了起来。总理一席话，把那些人一下镇住了。总理还点名问省军区一位领导：“贵州省的所有河流都属长江水系，由南流向北，而有一条河不是，你知道是哪条河吗?”这位领导被问得哑口无言，回答不上。总理由此大加发挥，深沉地说：“这怎么得了，你们连全省的人文地理都搞不清楚，只顾搞派性，搞武斗，要是打起仗来怎么办?这要害死人的呀!我是长征时经过那里知道的。” 随后为了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周总理有策约的搞好了局势稳定工作，让各帮派一齐搞“三结合”（各个帮派各选人马名额，大家都拼凑在一起，全都挤在革委员一起当官上班，大家暂时和平共处。这有点像抗日时期的“三三制”。）●又让军分区搞“军管”戒严，收缴各帮派军火———不缴枪的就当反革命组织处理，解放军可以开枪镇压。●再收拾了最善于提倡鼓动武斗的贵州省李再含司令，把他扣在北京臭骂了一顿，令其整改（李再含原为抗战时期的一位八路军指挥员，解放后在贵州省军区当一把手，干瘦，背微驼，其貌不扬。他投靠江青、陈伯达，自恃造反有功，自封为“西南小太阳”。在统治贵州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人划线，排斥异己，动不动就动用武力，对反对他的群众组织予以“粉碎踏平”） 。 ●这才搞好了整个贵州（至少大家不公开乱打枪乱杀人乱夺权了，政局要稳定一些）。所以，不得不说，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好人，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好总理。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整党”———清理党政队伍：凡是文革时夺权当官的、混进干部队伍的———全搞成“三种人”———这种人不许升官提干，就地安排闲职，不许抓实权（政法、财务、军警权力等），个别人还被提前“退休”（例如铜仁川硐的Tiang_Wang_Neng等人）。

4、1979—1991改革初期：当时的铜仁百废待兴，但经济发展得极慢，铜仁城尽是一些破旧砖房、破砖破瓦、旧牛毛毡房顶、破旧的土石马路、垃圾堆丢到马路边上到处都是等等。●而铜仁军分区曾派往越南作战的部队官兵倒满不在乎，据他们说：因为这儿的地形地貌、建筑群等等和越南人那边的作战地区“差不多”，正好用来参考参考“日常演习”。由此可以看出当年铜仁的落后。

●另外，因为到铜仁当官的尽是一些外地佬———他们当官的主要精力是捞钱，吃饱喝足了就易地为官，混日子直到退休。●当铜仁的基层单位申请、请示铜仁当官的一些项目工作时，这些领导常常玩“拖拉战术”———这个工作项目嘛！我们要“研究研究”嘀（不孝敬烟酒烟酒就不批条子放行），过一阵子才能解决这个困难嘀———实际上什么困难也没解决———大家白忙一场而已。

铜仁的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个个混个“和平官”，整个铜仁一个字“脏乱差”（例如：当时曾经在铜仁当过官的大贪官卢××、刘××等人，到贵阳后升任高级官员时贪污好几亿，被中央查出后给“咔嚓”了）。●搞得当年有一句话：“贵州是中国经济最落后的，铜仁是贵州经济最落后的———所以铜仁就是中国最他娘的落后地区”。就连当时铜仁的帮派成员在外地混时，都不好意思说自已是铜仁人，以免丢脸。这一时期铜仁发展极慢，和刚解放时差不了太多。

当时铜仁的帮派主要有“天雷帮”、“青龙帮”、“十三烂”、“天鹰派”、“十三太保” 等二十余个帮派，出名的有“天雷帮”、“青龙帮”等。主要任务是收保护费、收钱砍人、打群架、偷耕牛、偷汽车等。但和文革武斗时期比，简直是个“乖娃仔”了。因为他们除了可以吓唬吓唬中小学生毛孩子和个别小商人外，一般的干部群众根本就不怕邪，谁也不鸟他们，只是把这些小帮派当成一伙伙打群架的小流氓而已。

在1984年“严打”时期，铜仁公安、武警狠狠地搞了一下这批帮派，让他们领教了一下公安大爷们的厉害，让他们明白明白———警察叔叔才是小帮派们的爷爷。当年铜仁公安、武警收缴了近百支火药枪、猎枪、砍刀、匕首等，抓了近两百人，关的关，杀的杀。●（在当时，还有一个新闻：一次春节前夕，一个判死刑的帮派成员在铜仁沙子坳被枪毙前———反手夺枪干掉了一个公安———但他也当场被武警用机枪给打成了马蜂窝。）●有一些犯得轻的帮派成员（小偷小摸），则被公安用电棍臭揍了一顿，吓唬他们说再犯事就枪毙，这部分成员关几天又放了。●当然，其中也有冤枉的，铜仁的一家水泥厂，有一个职工夜晚尿急，摸黑出门乱撒尿———尿撒在水泥袋上———结果被冤枉当作“破坏社会主义财产罪” 给送到刑场“咔嚓”了，过了好久才平反，公安部门给予受害者家属1000元了之。●（那时的铜仁公安们牛气冲天，不可一世。铜仁锦江公园就发生过一起事件：一个铜仁便衣公安与一个外地便衣公安在公园抢座位时发生冲突，先互骂后打架，再后来发展到干脆拔出手枪互射———结果，一人大腿中弹，另一人屁股中枪————两个伤兵员全被公安系统“内部处理”了。）

1986年铜仁的治安又乱了一些，帮派争地盘、打群架、晚上在小巷抢劫、扒钱包、偷自行车成风。公安弹压不住（警力太少，人民群众怕风险又懒得通风报信帮忙），就干脆在拘留所里找了一批关着的“帮派头头”———让他们去当“皇协军部队”（联防队员）———去铜仁各警务辖区维护治安———“以贼治贼”嘛，治安干不好就再关再劳改，治安干好了就统统减刑发赏金———大家的里子面子全有了，何乐而不为呢（这个方法有点像《水浒传》里的相国寺方丈主持，请鲁智深大爷看守菜园子，兼管收抬偷菜的泼皮无赖）。●几年后———利用完他们后———公安大爷们就一脚把他们踢开———找协警来维护治安啦。

5、1992—2010时期： 这时的铜仁经济前期发展得一般，而后期———尤其是1999年以后发展得较好，搞出了著名的“山水园林城市”。●当年，在铜仁城开盗版V**光盘店的、开强盗车的（非法营运出租车）、搞洗脚城、开美容美发店的、搞各类超市的客商很多———总之一句话———挣到钱就是硬道理，挣不到钱就只算一个毛球球———因为如果你连你自己都养不活，谁又会想到看得起你呢。●在1999年铜仁城有个笑话：“在铜仁步行街有家商店，一个铜仁商人去经营，没搞好，垮台了，还挨骂；换了一个浙江佬去经营，搞好了，盈利了———因为这个浙江佬关系广，路子通，进货一条龙，售货一条龙，资金活动开了———当然发财了；而这个铜仁人关系窄，路子窄，进货一条龙，售货一条虫，资金活动不开———当然垮台了———他妈的同样的铜仁地盘，在铜仁卖同样的衣服，因人而异———效果就绝不一样嘛。”

这时，铜仁的各大帮派开始转化了，搞得象“商团”———搞到钱才是硬道理———拖刀打架的“小儿科”顶屁用。（当然也有例外：如前两年铜仁茶店大坪区就发生过的帮派性质的械斗流血事件等）●铜仁大的帮派都去搞钱去了，与公安、税务等单位“合作愉快”，大家一起“和谐和谐”，何必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嘛，大家一起发财才是硬道理嘛（例如：铜仁火车站倒买车票的“黄牛党”）。●而小的帮派因为年轻不懂事，还象幼儿园的仔仔们乱打架、收保护费、单挑或打群架、偷耕牛、偷汽车零件等等，有识之士们还瞧不上眼呢。当然，如果这些小的帮派搞的太过火，影响过大了，铁定会被铜仁公安大爷们给狠狠收拾的。

随着21世纪农民工的打工潮，铜仁帮派也有在外地沿海搞“同乡会”的事例；另外，因为在铜仁地区另来的外地经营客商们的“落地生根”，夹有不少外来帮派，如湖南怀化××帮（铜仁人私下骂其为“湖南鬼子”）；浙江××帮（铜仁人私下骂其为“海鬼”）等近十个帮派，但其势力较小，暂不如铜仁地区本地帮派。

21世纪初，此时铜仁的领导换了好几届，铜仁变化最大的应该是1999年开始搞了飞机场和火车站等与城市改建有关的项目，翌年后搞好。搞出了“山水园林城市”。

平心而论，铜仁后任领导（如：李再勇书记）比前几任领导———相对要搞得好得多，铜仁才开始真正发展了。因为，一个城市环境建设好了，自然就人人开心。反之，看看湖南省的吉首市（不少铜仁人私下骂其为“垃圾城”），就可以对比，自已实际上生活得还是安祥的。

强守一著《黔东社会发展研究》2010.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