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 学者

在中国实现经济崛起并于去年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区域，一些国家与中国的争执，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水平。这显示世界还没有适应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权重变化，同时，中国对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及与此相关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剧烈变迁，也显然准备不足，在思维和做法上还残留着物质与资本匮乏时代的影响。

比如，今天中国无论是“亲近”还是“仇视”西方的人，大多数还继续把西方的实力与影响绝对化，以为这仍然将是未来很长时间内的既成事实。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无疑是静态的，而没有看到欧洲、美国——— 也就是传统的西方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已逐渐丧失它们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所形成的财富创造能力，欧美世界的过度福利与产业空心化———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现象，不仅在掏空它们的财富根基，也在损耗它们由此产生的政治、军事影响。刚刚卸任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6月10日就在布鲁塞尔批评欧洲国家对军事和国防投入不足，使得历史性的北约军事联盟目前正面临危机。

批评归批评，欧洲国家却有其难言之隐，高昂的福利支出、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和不见改善的财政收入，使欧洲的政府首脑们只能考虑把国防开支减少点再减少点。而美国则因为新世纪以来的两场战争及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已严重损耗国家实力，其相对衰落之势恐已难以扭转。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它行将崩溃的声音。这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情，旧秩序塌陷，新秩序不可知，全球各地将产生更多焦虑、不安甚至恐惧，而其物理表现会是冲突增多且难以控制。

防范因权势转移而发生的风险，必要的前提是转变世界观念。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实力与影响力的过高估计，已经非常不利于中国与传统权贵的合理交往，进而不利于在纷争中开展合作、共同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在权势结构变化明显的世界上，中国已到了要更新视野、调整战略思维的时候了！

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调整，就是要更新对“主权”及由此伴生的“国家利益”的视界。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说，21世纪的世界实际上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欧洲与美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的洛克或康德世界，而亚洲却有点像19世纪的欧洲。基辛格的后一句话是正确的，当前亚洲包括中国在内，仍习惯于以主权国家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于是便看到去年以来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在岛屿主权、海洋权属等问题上的纠纷扩大化，进而连带使中美关系陷入新一轮危机。美国则利用了亚洲世界的这些矛盾纠纷，进一步火上加油挑动起对立，迟滞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使亚洲国家在心理上相互隔离。

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对领土、历史权益的基本认知，然而，对它们的过分宣扬，对爱国情怀的不当表达，也会对国家运用自身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增进自身利益造成伤害。这对“复兴”阶段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今天的中国应当积极进取，要有勇猛精进之意志，不必完全在国际关系中回避武力，同时又要有敢于担当之激情，要在想像和创造更多的共同国际生活空间的过程中，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单纯的主权国家思路，会妨碍中国对过去若干年间积累起来的国家资源的有效利用，无助于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无助于解决中国面对世界时所产生的纠纷与冲突。形象点说，现在的中国手中已有一把好牌，可是懂得出牌艺术的人却少之又少，手中无牌时代所形成的思维传统，仍严重制约着当下的观念和选择。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之际，本文作者曾经撰文认为，当代中国要从三十年前的选择“走进国家利益”，重新选择“走出国家利益”，但这一次“走出”并非简单回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充分考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政治、安全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国际作用。中国要做出的选择，既不是基于道德诉求的威尔逊式的世界主义，那将会无限透支中国的国家财富，最终压垮中国未来；也不是纯粹着眼于国家利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世界的继续无序化，需要中国在运用实力的同时，开拓出中国版本的普世价值叙述，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中国所定义的大国责任。

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世界观、国家观上展开一场新的变革。显然，它不容易实现。今天的中国不缺少各种各样的“情怀”或“情绪”，但更需要冷静细致的战略理性和背负理想的现实主义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