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博海 李崇磊 北京报道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开始了一段类似于当年“玄奘取经”似的探索之路。起步晚、开放时间短、市场化程度不足，在“温室”中长大的中国企业们势必要经历一个在缺乏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之后，面对国际化残酷竞争的阶段。

　　对于他们来说，上市与并购成为了两种不同的探索路径。前者“引进来”，用有想象力的企业前景来吸引海外资金；后者“走出去”，大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接受外国游戏规则的考验。但事实让人们明白，这两条路都不平坦。

　　“借壳上市”之痛

　　自从1992年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以来，海外上市就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最为热衷的上市路径。以新浪为代表的公司揭开了第一波互联网上市高潮，此后美国市场便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最重要的融资市场。

　　通常意义上的海外上市有两种途径，红筹模式和发行外资股。在创业板推出前红筹模式是整个中国一级市场和民营企业最为热衷的方式，通常在境外离岸地设立国际控股公司，由此公司收购境内公司全部股权完成海外上市。

　　在红筹架构中，PRO-IPO和“借壳上市”最为常见。对于实力强的公司来说，通过引入风投资金使得企业占据一定市场份额，进而通过PRO-IPO模式完成在境外市场的上市融资。

　　但对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说，高额的上市费用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更为快捷的“借壳上市”。通过购买在美国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壳，由壳公司反向并购中国大陆或者大陆之外企业，从而登陆OTCBB和“粉单”市场，最后再由此转板至美国三大交易所完成最终上市。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在上市之前的准备期内，由于企业贪图便宜，在审计、财务、法律方面雇佣的多是一些小型公司，在财务审计并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上市；其次，在完成上市之后，由于此前留下的隐患，公司财务频频出现问题，遭到投资者质疑，进而演变为“做空”机构眼中的猎物，股票市场遭遇做空打压，市值一落千丈，股票无人问津，最终成为“僵尸公司”；最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些公司开始选择“私有化”回购流通股票从而完成退市。

　　“海外并购”之战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并不比海外上市短。同样是在1992年，广西一家生产电缆的小企业，以73万澳元的代价，并购了破产的澳大利亚老牌电线厂Electra Cable，这也是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企业最早的海外并购案。同年5月，南巡归来的邓小平来到首钢视察，随后国务院授予了首钢1000万美元以下的海外项目投资权。1992年12月1日，首钢购买了濒临倒闭的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采矿权、勘探权和经营权，这也是建国后我国最早的海外资源并购案。

　　由于刚刚打开国门，最初的中国公司海外并购大多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目标越来越大，难度也不断提高。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中铝注资力拓遭毁约，一连串的失败让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前景蒙上的阴影，也让不少阴谋论的观点甚嚣尘上。

　　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企业重新找到了机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许多过去根本无法企及的世界知名企业、知名品牌，由于资金链紧张不得不放下身段，挂牌出售。于是，在海外并购上交过学费，更加成熟的中国企业大胆出手，将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收入囊中。

　　不过，获得企业或品牌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并购成功，京东方、明基集团、上汽集团和平安都有过惨痛的教训。新形势下如何进行海外并购，如何才能赢得并购的真正胜利，成为所有有志于国际化的中国公司需要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