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低于市场价将近一半的新房，解决了进城打工的高原（化名）在遵义的住房问题，但也让他时常为房屋质量以及能否拿到房产证问题纠结。
自2007年起，这种由无证开发商自城郊农民处购来土地（或合作）修建的“商品房”如雨后春笋般，在遵义城郊接连拔地而起。2009年伊始，遵义市对黑房开势头猖獗的红花岗区、汇川区进行专项整治、打击。据相关报道称，截至目前，遵义“黑房”建筑面积曾超过200万平方米，有40余位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因充当“保护伞”被处理。
然而，“黑房开”至今在遵义依然存在。
在黑房开打击一线工作两年、原遵义市红花岗区纪委案件检查一室主任梁钟泽说，黑房开的背后，既有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也有管理、制度、法律等方面的漏洞。
今年，贵州省内其他地市就如何“打击黑房开”到遵义市进行专项考察，试图从遵义市总结的2年经验中寻找“黑房开”症结和治理“药方”。
“新房”带来的烦恼
闲暇时，看着宽敞的跃层式新房，高原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能不能拿到房产证”成了他买到新房后最揪心的事。
2010年8月，他以每平方米1400元的价格在遵义市火车站附近的坪丰森林公园购买了这套120平方米的新房，而当时周边商品房的销售均价超过了2700元。
购房之初，他就清楚地知道，这套是“黑房”。“要不也不会这么便宜。”
新房买来不到2个月，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坪丰村一栋11层“黑房”因山体滑坡被削掉一个单元的事故发生了。还没来得及入住，房屋的安全问题就成了除房产证外最让高原担心的事。
“一辈子存的钱都砸进去了，就算要垮也得住。”经过草草装修，高原带着6岁的孩子和妻子住了进去。
高原说，这一选择是一种无奈。
今年35岁的他，婚后不久便和妻子到遵义市打工，而今孩子已满6岁。由于妻子要带小孩，一家三口全靠他当电焊工挣的2000余元工钱过活。在遵义打拼5年多，高原攒下10余万元积蓄。此时，他决定给妻子和孩子买一个安居之所。
辗转多个楼盘后，房价给高原留下的印象只有三个字：见风涨。
事实上，遵义市近5年商品房每平方米销售均价涨幅，通过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直观。2007年，均价仅为1427元。2008年至2010年，均价分别变化为1767元、1993元、2792元，今年1-4月，遵义市商品房均价达到2938元。
这期间，高原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他的全部积蓄只够支付一套中小型商品房的首付。“交了首付，月供怎么办？”昂贵的房价让高原承受不起。
“是不是回湄潭老家买房子？”遵义市区便利的生活条件、更多的工作机会很快将高原夫妇的念头打消。
高原向亲朋借了5万余元，买下这套稍显气派、又确实便宜的跃层式的黑房。
梁钟泽说，在遵义市，有着数十万和高原一样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是黑房潜在的购买者。
“黑房”开发三部曲
红花岗区纪委监察局副局长孙昕说，最早发现黑房开是在2007年左右，而长征镇坪丰村和汇川区高桥镇鱼芽村最为严重。“这两个地方属于城郊接合部，靠近遵义火车站，与火车站平行相邻的东联线公路横贯这两个村镇。”
火车站另一侧的城区，则是遵义市城镇化进程全面加速的见证，它同样始于2007年左右。城区面积不断增大，征地、建房，成了城区扩容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土地管理法》中，征收村民耕地是需要补偿的，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如果地上是建的房子，获得的补偿肯定比种地、种菜高得多。同时，纳入城区规划范围的传闻，坪丰村和鱼芽村的村民在那期间经常听到。
传闻听多了，两个村村民的观念逐步发生改变——“种地种菜不如种房”。
“但是，如果仅靠村民的经济实力想要种房，还是有些困难。”遵义市汇川区纪委案件检查室主任王泾说，正是资金的需求，黑房开粉墨登场。
王泾说，黑房开的操作模式主要包括三种：
第一种是村民自己出地、出资改（扩）建或新建房屋，占的比例较小。
其次，村（居）、村民组以及村民出地，“黑房开商”出资改（扩）建或新建房屋，占的比例也不算太多。
第三种则是“黑房开商”从村集体或村民个人手中购地，自己出资新建，这种情况占的比例非常大。
在黑房中沦陷的官员
土地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在黑房开商建房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乡镇城管办的监管。
梁钟泽说，黑房开商最怕就是修建的房屋被拆，这会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大受损失。
为此，黑房开通过各种途径，逐步采取送礼、行贿的方式拉城管干部下水。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城管办主任郭秋（化名）就是其中的沦陷者。
郭秋在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先后4次单独或伙同镇城管执法人员，收受6名黑房开商4.1万元。
郭秋在收受这些钱财后，对黑房开商的非法建房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他们也只会到现场象征性地敲敲打打，但不会对黑房的建设造成致命打击。
梁钟泽说，正是因为郭秋这样的基层城管部门领导沦陷，导致遵义市黑房开发展势头极其迅猛。他说，那个时候，整个坪丰村差不多将近8成村民都开始建房，并且昼夜开工。
黑房开的蔓延势头，很快引起遵义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2008年年底，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率先向黑房开发出“打击令”。
2008年10月13日，红花岗区成立打击“黑房开”专项行动工作组。此后不久，汇川区也对“黑房开”进行专项打击。
在专项行动工作组之外，红花岗区还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察局、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等单位组成的“红花岗区‘黑房开’系列案件联合调查工作小组”。
统计数据显示，从“黑房开”专项打击至今年7月，遵义两城区（红花岗区、汇川区）纪委查处违纪违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超过48人，所有构成犯罪的人员均被移送司法机关。
梁钟泽说，从查处情况来看，涉案的“保护伞”主要是城管系统人员，市、区、镇都有城管干部涉案。对此，他认为其中既有利益问题作祟，但是干部监管制度上也存在一些漏洞。
黑房背后的利益链
随着干部保护伞、黑开发商等关键人物的相继落网，遵义市黑房开背后那条隐秘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起来。
“黑房开的成型与‘土地——建房（保护伞）——卖房’链条密不可分。”王泾说，农民乐意卖地或者是与黑开发商共同开发，是因黑房开商给出的价格，大大超过国家征地补偿标准。
拿到土地后，黑房开商在不需要办理任何程序、审批手续的前提下，以两、三天一层的速度“长高”。
为更大获利，一般为7-10层的黑房，多采用预制板结构。同时，黑房开使用的建材，大多都是比较劣质的，且建筑基础也很不规范，大多几乎没有施工图纸。
经城管部门调查，这些黑房每平方米的造价不会超过500元。黑房建成后，往往通过在人流相对集中地带张贴广告方式进行推销。
王泾说，正是因为三方各自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最终促成黑房开在遵义的疯狂势头。他说：“如果要掐断这条多方受益的利益链，必须从黑开发商入手。如果没有黑开发商，就不会有卖地、黑房的存在空间。”
法律空白的尴尬
王泾的“掐断黑房开商”观点，梁钟泽也深表认同。但是，这又是目前黑房开斩不断的根。
梁钟泽说，很多人认为，如果对黑房开商和保护伞进行严厉的制裁，就可以止住黑房开乱象的发生。但是，40多名“保护伞”被打掉，“黑房”的建设步伐却并未停止。
王泾说，“黑房开”为逃避检查，可以选择在夜间或周末开工，有时是多点同时修建。
另外，在建的“黑房开”大多处于居民楼中间，拆除只能靠人工去敲打。待拆完一栋楼，其余地方已经完成封顶、销售。
“曾经，我们以为可以从非法经营罪的角度对黑房开商给予打击。”梁钟泽说，但这一诉讼却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遭遇司法尴尬——法院认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文规定“违法进行房地产经营”构成犯罪。无奈，红花岗区5名典型黑开发商得以取保候审进入法律终止程序，对黑房开商的法律打击宣告失败。
红花岗区纪委、汇川区纪委都曾就“打击黑房开遭遇司法尴尬”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进行专题汇报，他们认为，如果黑房开商不能被法律打击，势必会有更多人效仿，黑房开将难以控制。
在接受采访时，王泾和梁钟泽也希望媒体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此给予重视，将“违法进行房地产经营”内容纳入相关解释或地方法规。
王泾说，如果黑房开得不到相应控制，最大的损害是发展需要的土地被大面积种房，这对以后城市规划、发展都是不小的难题和土地损失。
拆与不拆的难题
法律空白，仅是黑房开面临的一个司法难题，它背后隐藏得更多的是致命隐患。
今年4月16日，遵义市城市综合执法局通报的数据显示，遵义市两城区“黑房”面积超过49万平方米，这并不包括以前已经建成住人的黑房。
周超说，如果是在建的黑房，城管部门可以去进行拆除，但是面对已经有人入住的黑房，拆迁的难度就大大增加，甚至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
而在王泾看来，“黑房”更像一颗定时炸弹：12月7日，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坪丰村发生山体垮塌，一栋11层“黑房”因被削掉一个单元。所幸疏散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黑房建得都比较集中，且间隔较近，如果有一幢楼房发生意外，那么带来的恶果和悲剧都将是像多米诺效应。”王泾说，这种致命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周超说，遵义市“黑房开”有范围广、面积大、人员多三个特点。黑房到底是拆除？还是准其完善手续合法化？至今没有答案……7-10层的黑房，多采用预制板结构。同时，黑房开使用的建材，大多都是比较劣质的，且建筑基础也很不规范，大多几乎没有施工图纸。
经城管部门调查，这些黑房每平方米的造价不会超过500元。黑房建成后，往往通过在人流相对集中地带张贴广告方式进行推销。
王泾说，正是因为三方各自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最终促成黑房开在遵义的疯狂势头。他说：“如果要掐断这条多方受益的利益链，必须从黑开发商入手。如果没有黑开发商，就不会有卖地、黑房的存在空间。”
法律空白的尴尬
王泾的“掐断黑房开商”观点，梁钟泽也深表认同。但是，这又是目前黑房开斩不断的根。
梁钟泽说，很多人认为，如果对黑房开商和保护伞进行严厉的制裁，就可以止住黑房开乱象的发生。但是，40多名“保护伞”被打掉，“黑房”的建设步伐却并未停止。
王泾说，“黑房开”为逃避检查，可以选择在夜间或周末开工，有时是多点同时修建。
另外，在建的“黑房开”大多处于居民楼中间，拆除只能靠人工去敲打。待拆完一栋楼，其余地方已经完成封顶、销售。
“曾经，我们以为可以从非法经营罪的角度对黑房开商给予打击。”梁钟泽说，但这一诉讼却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遭遇司法尴尬——法院认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文规定“违法进行房地产经营”构成犯罪。无奈，红花岗区5名典型黑开发商得以取保候审进入法律终止程序，对黑房开商的法律打击宣告失败。
红花岗区纪委、汇川区纪委都曾就“打击黑房开遭遇司法尴尬”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进行专题汇报，他们认为，如果黑房开商不能被法律打击，势必会有更多人效仿，黑房开将难以控制。
在接受采访时，王泾和梁钟泽也希望媒体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此给予重视，将“违法进行房地产经营”内容纳入相关解释或地方法规。
王泾说，如果黑房开得不到相应控制，最大的损害是发展需要的土地被大面积种房，这对以后城市规划、发展都是不小的难题和土地损失。
拆与不拆的难题
法律空白，仅是黑房开面临的一个司法难题，它背后隐藏得更多的是致命隐患。
今年4月16日，遵义市城市综合执法局通报的数据显示，遵义市两城区“黑房”面积超过49万平方米，这并不包括以前已经建成住人的黑房。
周超说，如果是在建的黑房，城管部门可以去进行拆除，但是面对已经有人入住的黑房，拆迁的难度就大大增加，甚至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
而在王泾看来，“黑房”更像一颗定时炸弹：12月7日，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坪丰村发生山体垮塌，一栋11层“黑房”因被削掉一个单元。所幸疏散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黑房建得都比较集中，且间隔较近，如果有一幢楼房发生意外，那么带来的恶果和悲剧都将是像多米诺效应。”王泾说，这种致命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周超说，遵义市“黑房开”有范围广、面积大、人员多三个特点。黑房到底是拆除？还是准其完善手续合法化？至今没有答案……（贵阳晚报 谢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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