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胡苏、宋媛发自福州、北京

“如今，相比于对公司业务进行投资，手上有闲钱的中国企业更热衷于放‘高利贷，“温州人不再选择房地产作为投资品，他们现在选的是信贷担保。”……

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中国民间借贷”成为外国媒体竞相报道的关键词。一个月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了若干篇相关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也在其中文网站上不断刊登相关的专栏文章。路透社、法新社等海外通讯社也紧密关注和中国民间“高利贷”有关的各种新闻。

借贷放贷皆疯狂

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诸多相关报道中，《民间借贷：中国小企业的救命稻草》一文对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中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3366家专门从事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共安排了约2875亿元的人民币贷款。相比之下，去年同期，1940家此类机构共发放了人民币1249亿元贷款。文中还援引业内专家的话指出，实际的数额还要更大，因为官方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反映出全部的民间放贷活动。

在分析为何民间借贷增长如此之快时，文章认为，2008年底世界经济开始动摇之时，中国计划注入约5860亿美元的信贷，用来保持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铁路和其他国有项目上。虽然部分大型银行公布小企业借贷量增多，但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制造商说整体信贷依然紧缩且昂贵，目前的情况是，融资问题已经导致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小型制造商陷入破产。

章以民间担保人戴卫东为例说明该问题。“尽管有担保和抵押物，很多银行仍然不愿向小企业发放贷款。我想做大，但银行没有钱。”戴卫东指出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被大幅提高，也就是说，每吸收100元的存款，银行只能贷出78.5元。

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无法从银行贷款，许多缺乏资金的企业转向吸纳个人和企业巨额资金的地下借贷市场。

“对中国富人而言，将存款以36%以上的年利率贷给企业，要比钱存在实际利率为负的银行划算得多。”路透社说。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另一篇题为《中国企业为何热衷放“高利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抗通胀措施或许已导致房地产、制造业等一系列行业的业务增长势头放缓，但却为那些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创造了条件，因为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正为了求生寻求高利率的民间贷款。”

在中国，企业之间直接拆借资金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企业可以通过银行向指定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利率由委托方决定，银行则充当中介人的角色，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但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委托贷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文章举例翔实，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月份以20%的年利率，向一家酒店运营商发放了人民币1.5亿元的委托贷款，交易利润约占上半年净利润的三分之一。最令人侧目的例子之一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曾掏空现金用于放贷，而这些资金本应用于扩大啤酒业务。

报道称，“相比于投资，企业宁愿选择放贷，这在中国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收紧银行贷款来解决通胀问题，这通常就给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压力，促使它们从非正规贷款市场融资。”

变味的高利贷

中国民间借贷，也就是外媒笔下的“高利贷”，为何会引起如此关注？这与其规模过大有直接关系。香港《信报》援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的数据称，温州的民间极为活跃，近90%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借贷，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人民币。法新社引用瑞士信贷银行的观点说，在他们看来，此类非正规借贷市场的规模已高达4万亿元，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指出，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企业手头吃紧的时候，只能借亲戚朋友的钱救急。”福建泉州一家民营外贸企业的负责人戴炳坤告诉记者。“从去年至今，受各种成本上升、银行信贷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资金链绷紧，发达的民间资本成为企业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般来说，民间资金拆借大多是企业、个人的应急之举。但随着民间借贷利率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丰厚，资金的流向已经变质，甚至没有人关心钱流向了哪里，只在乎高额利息能否到手。

今年8月5日，一个名叫刘斌的人来到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声称自己在建阳市参与了高利贷案件，涉及本金近10亿元，另外还涉及利息近9亿元。8月5日下午，得知刘斌已投案的消息，另一名主要嫌疑人建阳市人大副科级职员项庭兴也到建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南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季光耀向本报记者透露，经初步调查，刘斌为该案源头，项庭兴为其主要下线之一。已查明的本金总额为4.6亿元，涉及利息账目过于繁杂，目前仍无法准确统计。

据刘斌交代，自2008年起，他开始以向当地一家明星企业“森岚木业”供应木材为由，隐秘地向周边熟人集资，声称“一起发财”。随着资金在多个人之间层层转借，逐步形成了类似于传销模式的上下线链条。

整个链条的每个层级所获收益不等。最初一级的普通资金拆借者，一般能拿到1.5～2分的月息（月息1分即月利率1%，年利率12%），每往上一级，转手再拆借都要加一两分，最上线一般有月息8～9分。季光耀说，此案中最高利率甚至达到了每10天10%；有一笔借款，年利率竟然达到了700%。

早期刘斌还能维持高利贷链条的运转，但到今年5月份之后，由于利息率太高、窟窿越来越大，资金链断裂后的刘斌自知无法脱身，只得向公安机关投案。根据调查，他所涉及的4.6亿资金一部分已被挥霍掉，另一部分流向市场无法追回。

而向森岚木业供应木材，则完完全全是刘斌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刘斌只是在2008年初向森岚木业供应过50多立方米木材，此后与森岚再无生意上的往来。为了骗取资金，刘斌收买了森岚木业的2名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就对外编造大量收购木材的假象。同时刘斌与下线接头时，往往反复强调要“单独做，不要告诉别人”。

记者了解到，在刘斌下面形成了3名主要下线，每个下线又平均牵涉到70～80名不同等级的下线，总共涉案人员已达200多人。案发之后的十几天内，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到建阳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资金损失。

季光耀向记者证实，8月11日，上海松江钢材市场一名建阳籍女商人自杀。原来，今年春节，这名女商人回到建阳老家，听说有这么个赚钱的好门路，立即以3分月息向身边亲戚朋友融资，再以4～5分的月息转借给刘斌。得知8月5日刘斌投案，自己借来的钱血本无归后，这名女商人一下子心理崩溃，自杀身亡。据这个女商人的丈夫透露，她经手的资金大约在2000万～3000万元左右。

亟需监管

此案在建阳城内造成巨大影响，街头巷尾几乎无人不知。一个名叫叶宝宝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地的民间资金拆借，月息从2分、3分甚至到1角不等。建阳高利贷案涉及面已不限于本地，还波及到周边的建瓯甚至上海等地。

建阳市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正是刘斌的三名主要下线之一。他向公安机关交代，明知正当行业不可能获得如此高额回报，但仍抵御不住超高利润的诱惑铤而走险，“说到底就是想钱想疯了”。

事实上，从本报记者的调查来看，建阳的高利贷案件并非偶然。今年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福建厦门、龙岩、泉州等地，类似高利转贷、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的事件频繁上演。而据香港《信报》报道，连月来，温州出现严重的暴力讨债，数以十计的企业老板四出“逃亡”更传出有银行人员涉嫌诈骗携款逃走，“金融秩序隐隐然有失控之势”。

路透社也刊文表示：“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温州，今年民间借贷尤为疯狂，因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一个月内已有数家当地企业主‘欠款跑路’，不过这只是一个区域缩影。”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行为充斥其间。

李文溥等相关研究人士认为，在此背景下，国家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快将存在已久的民间金融纳入正常监管与保护，降低民间借贷潜藏的巨大信用风险，以此维护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环境的稳定。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监管，必须在其经营资质、利率空间、信用审核、风险防范、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