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内，苏轼的《功甫帖》引起空前关注，有关其真伪的各种说法层出不穷。18日下午，龙美术馆创始人、《功甫帖》藏家刘益谦在北京举办见面会，展示《功甫帖》原件并对《功甫帖》进行科技扫描。同时，龙美术馆方面公布《功甫帖》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并集中回应此前关于《功甫帖》的几点质疑，否定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谈及在京举办见面会的原因，刘益谦称，北京是中国文化中心，希望大家在此观看原件后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同时刘益谦呼吁上博专家给出回应，表示如上博专家“挑起事端”却不回应，这是打着学术的旗号而未行学术之实。并且，不看原件便将之认定为"伪作"是突破了行业鉴定的道德底线。

　　《功甫帖》使用”国纸”楮皮纸 纸张厚不适合”钩摹”

　　在有关《功甫帖》疑云乍起之时，论争的焦点之一便是上博三位专家提出的“双钩廓填说”，认为该《功甫帖》非真迹。后争执渐起，上博曾表示稍后将出具报告，但完整报告中将不涉及《功甫帖》纸张问题。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在现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纸张问题才是最主要问题，是决定是否钩摹的关键。

　　据朱绍良介绍，苏轼《功甫帖》属于“国纸”楮皮纸，两宋时期，抄纸技术尚不发达，荡纸帘为竹制帘，通常为一帘三纸，北宋四家苏、黄、米、蔡四大家喜用皮纸，易于有自己特点。这种北宋楮皮纸”半生半熟”，仔细观察可见渍墨痕迹，并不具备勾描使用的透明性，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纸张为北宋用纸，属于苏轼习惯性用纸，纸地帘纹明显为北宋竹帘抄纸。这么厚的楮皮纸根本不适合钩摹。”朱绍良表示，

　　朱绍良认为，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书写墨迹，未见勾描轮廓线，无钩摹复笔痕迹，自然形成且有渍墨痕迹。且因苏轼惯于使用浓墨书写，图像目鉴看不出浓淡变化。据此朱绍良判定，“双钩廓填说”并不成立。

　　著名鉴藏家萧平17日第一次见到《功甫帖》真迹。他表示，看到真迹跟看到印刷品比较，差距较大。宋代纸张不像宣纸，单纯就书法来说，苏东坡的苏体下笔慢，墨浓，且书写时并不“悬腕”，现在凭肉眼便能看出书写痕迹，相当流畅自然，并非“双钩廓填”。

　　当天到会的收藏方面专家陆忠对此表示赞同。他透露，“双钩廓填”很容易验证。在历朝历代藏家进行类似鉴定的时候，方法很简单，或者在太阳光下映照，或用高倍放大镜观看，便能发现不同之处。并质疑如此简单的问题，“为何上博专家要出具超一万字的文章来证明？”

　　“《功甫帖》个别字迹‘用笔别扭’”是以偏概全

　　在诸多疑问中，上博专家亦对《功甫帖》的的行文笔法表示疑问，认为与苏轼书法的风格不同，表示其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表示《功甫帖》墨迹本书艺与苏书不符，“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

　　对此，朱绍良在现场以幻灯片形式将之与《归院帖》、《归安帖》、《覆盆子帖》等对比，力证以上作品字迹行文并未胜过《功甫帖》。据此，朱绍良表示，借《功甫帖》个别字迹指摘全文的说法或许有失公允，是以偏概全。

　　朱绍良还提到，上博专家曾认为《功甫帖》“虫吃”露作伪痕迹。但实际上藏于南方的书画多遭软体齿弱的蠹虫食蚀，蛀痕为弥漫式。如曾巩《局事多暇帖》页。北方多为衣鱼，节肢齿尖，蛀痕为点洞式。如宋版书《文苑英华》。“由于年代久远，古书画虫吃现象其实是十分普遍的。”朱绍良称。

　　上博专家曾在稳重质疑前辈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未见苏轼《功甫帖》实物。朱绍良表示，徐先生著有《古书画过眼要录》，前言中声明凡过眼之作皆注明，并加了“按”语，“《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

　　“同时，1992年第02期北京故宫《院刊》刊发的徐邦达先生文字也表明，徐邦达亲眼目睹《功甫帖》墨迹。”朱绍良说。

　　朱绍良、萧平、陆忠等专家进而提出质疑：上博专家曾表示研究主要参考苏富比《功甫帖》拍卖图录。而这是古代书画研究大忌，如果真的没上手看实物，出研究报告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功甫帖》真伪曾经过徐邦达等大师的坚定，历来对宋元作品的考证实属耗尽一生心血的系统工程，后人在提出质疑时应当慎重。

　　《功甫帖》两方残印应并读”义阳世家”其收藏作品早于北宋

　　《功甫帖》上的印章是本次发布会上的另一个重点。此前，上博专家提出，按照《功甫帖》曾经的收藏家项子京的钤印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并质疑《功甫帖》上“世家”半印摹自拓本。而据主办方表示，综合多位专家鉴定意见及科学检测成果，《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该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徐铉 《私诚帖》 、吕公绰《真诲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相一致，结合相关文献，可进一步把 “义阳世家”印鉴的所有者推向宋代的傅氏家族，从而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出现了明确线索。

　　“这证明‘义阳世家’至少早于南宋以前，如此类推，凡是义阳世家收藏的作品，全部都是北宋以前。功甫帖亦不例外。”朱绍良明确表示。

　　朱绍良还反驳了上博专家关于“项子京不可能不留印”的说法，原因就在于王羲之《此事帖》等均经过项子京收藏，已定论为真迹，但四幅作品本幅上均没有项氏收藏印。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也是如此。因此，上博专家提出此项质疑是“将矛盾的特殊性置于普遍性之上，未免有失公允。”

　　刘益谦呼吁上博回应：挑起事端不回应是打着学术旗号不行学术之实

　　距此次刘益谦召开媒体见面会，有关《功甫帖》真伪的争论已持续两月左右。刘益谦表示，他在此之前曾在声明中邀请上博三位专家共同参加本次见面会，期待他们能到场讲解《功甫帖》“双钩廓填”的相关问题，遗憾的是三位专家并未出场。因此龙美术馆只有将自己求证的结果向大众展示。

　　”目前为止，自从1月1号出具学术报告后，再也没见过上博专家有任何回应。”刘益谦表示希望媒体能督促上博对本次见面会及龙美术馆展示的相关材料作出答复：如果肯定资料的正确性，那上博专家要“给一个说法”；如又有新证据认定《功甫帖》为假，希望能够继续发表学术观点。

　　刘益谦称，在《功甫帖》甫遭质疑之后，自己已发过很多声明，呼吁讨论回归学术、理性，但上博对媒体质疑，苏富比学术报告、收藏爱好者的相关文章没有任何回应。在刘益谦看来，这是打着学术旗号却没有行学术之实。

　　“两位老专家在没有看到原件前就认为《功甫帖》为伪作，这突破了行业鉴定的道德底线。”刘益谦表示，上博挑起有关《功甫帖》的事端却不回应，利用大众媒体博眼球的做法不可取。此外，刘益谦透露《功甫帖》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以专题展的形式展出。在刘益谦看来，此次争论如果能够引发对中国文化传承、古代书画鉴定、海外重要文物回流等相关问题的反思，这或许是除了《功甫帖》的真伪之外，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