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郎效农在中国足协职业技术部负责联赛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开始，他担任中国足协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

从2004年发展到今天，中超联赛一路起起伏伏，郎效农几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他至今未婚，人们说，老郎的媳妇就是中国足球。

曾经叱咤中国足坛的郎效农，本打算在退休后就退出足球江湖。但是，在河南建业董事长胡葆森的诚意邀请下，宝刀未老的他于2011年64岁时再次出山，以总经理身份加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并被赋予“中超俱乐部老总里最大的权力”。

但是一年之后，他就卸下总经理的职务，黯然转为球队技术顾问。

从足协到中超，再到基层俱乐部，饱经沧桑的郎效农，俨然已看破红尘。但是，他的一腔热血并未熄灭，面对喧嚣依旧的中国足坛，他依然踌躇满志。

走进河南建业主场、建业足球俱乐部的办公所在地——郑州航海体育场，郎效农的办公室就在一楼大厅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中国足球都这个德行了，你们干吗还关注这个？”开场白让记者意外，但话糙理不糙：今年3月14日，国际足联公布了2月份国际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狂降，列世界第109位，亚洲第13位。这是自FIFA排名系统建成后，国足历史最差排名——郎效农感慨：“恨铁不成钢！”

老郎很少对媒体说话，这位中国足坛的大腕级人物在圈内以“语拙”闻名，这次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他竟滔滔不绝，且字字中肯、掷地有声。

足球曾是体育职业化排头兵

关于中国足球改革的“辛”路历程，作为见证者和元老的郎效农应该是圈里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体委出台了所谓的“奥运战略”，即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所谓“重点”就是能拿金牌的项目，而一些成本较高、出成绩较慢的集体项目被打入了冷宫，包括足球。

“国家体育系统对足球不耐烦了，”郎效农说，“它成了一块吃着腻，扔了又可惜的‘肥肉’。”于是，足球被推向社会，任其自由发展。

“幸运的是，当时足球改革得到了李铁映的大力支持，更赶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郎效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足球也因此成为践行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排头兵。”

1992年，赶在十四大召开前的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1994年，甲A联赛登上历史舞台，郎效农作为足协联赛技术部官员参与其中，“我认为，联赛在开始的两三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是粗放型的组织模式。”郎效农说，“就好像一种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爆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中止的闹剧

职业联赛风风火火地进行时，国家体委发了话：“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任务。”这样莫名其妙的决定让足球改革这列开往春天的地铁戛然而止。

“足球被晾在那儿了，一切还停留在粗放式的阶段上。王俊生在任(中国足协主席)时期，曾提出过很多改革方案，但全被压下来了。那些有待规范化和合理化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切愈演愈烈！”郎效农有些激动地说。

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足球一马当先承担了历史的重任，为什么要被扼杀在摇篮里？原因让人觉得有些好笑——其他项目对足球的超前发展意见很大：“为什么足球的成绩不如我们，为什么让它这么红火？”国家体委当时竟要求媒体不要把视线集中在足球上，“我们还有很多项目可以报道！”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假赌黑现象、国家队战无不败、球队里的不良风气、校园足球事业的无源之水……名誉扫地，形象一跌再跌。舆论对“足球”这个字眼的诟病，已不仅是“臭的”，更是“脏的”。

人们不禁问：中国足球怎么了？

在国家体育总局看来，这是由于足球改革的步伐太快造成的。“不同角度，看法也就不同。作为一个一辈子搞足球的人，我认为改革的步伐是慢了，至少已经被耽搁太久了。”郎效农说。

体制祸害

老郎曾在微博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足协会存在一些决策失误、工作不利的情况，也可能有个别工作人员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存在什么黑幕，一切都在阳光之下。你可以不信，但事实将会逐步说明一切。”

如今中国足球一路跌跌撞撞，几乎就要塌台，为什么“阳光下的足球”这么“命苦”？郎效农认为，根源就是不合时宜的体制。

“如果当年改革稳扎稳打、不断深化和细化，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会比今天好很多。”郎效农说，“改革是一个将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比如俱乐部标准的建设、职业联赛组织标准的建设、市场行为的规范等等，不能不管，但更不能一拍脑袋做决定。”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披着足协的外衣，替代足协行使权力。足协主席不是通过正式程序选举出来的，而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选派任命的。”郎效农说。在他看来，职业联赛“官办”是不符合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的。老郎退休前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推出中超联赛，二是组建起能够自我运转的中超委员会。现在看来，他只实现了第一个。

迷恋“行政管理足球”是历史倒退

去年反赌打黑风波让中国足球再次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热切期盼足代会的召开，来给中国足球一个交代。可是，作为中国足协选举任命领导班子并对足坛重大事宜进行战略部署的最高权力机构，本应4年一届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新一届的召开时间却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杳无音讯。如今距离2003年的上一届足代会，已有10年光景。

“官员们根本就不想开足代会。就算开会，目的也不是为了推动足球改革，而是为了那些职权和职位。”郎效农说，“假赌黑的本质是什么？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影响，让足球内部的腐朽浮出水面，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也是深层次的就是体制，他们总是力图用行政管理市场。”

“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郎效农说，“一些官员进入足球领域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没有头绪。”

如同当年坚决反对向朝鲜足球学习一样，老郎一直坚信足球应该向前看。“对行政管理足球的迷恋，而没有意识到改革和发展的责任，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郎效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足球期待真正管办分离的那一天。”

要职业化不要“举国体制”

如今，中超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且发展的速度相当快：三星[微博]、神州租车、京东商城[微博]等赞助商纷纷加盟和回归，老客户的赞助费用也有所增加，使联赛的商业价值一路看涨；从里皮、阿内尔卡、德罗巴助阵中超到贝克汉姆担任代言，大牌无处不在；各路媒体一拥而上……赛事受到空前关注。

老郎虽然对于这足协管办的“顶层设计”感到不满，但是对风生水起的“民间行为”，很是感到欣慰。他极力推崇中超联赛当前市场化的发展态势，这源于他对竞技体育的“理论构建”和对足球运动发展的高瞻远瞩。

郎效农说，当国际竞技体育界并存着三种体制：大多数奥运项目所归属的业余体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专业体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体制。三种体制由低到高，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体制产物。

19世纪末，顾拜旦在创立现代奥运会之时就提出反对体育专业化、职业化，于是很多奥运项目也就自然地被赋予业余化的色彩。但是为了在奥运赛场上获得尽可能多的金牌，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开始举全国之力发展奥运项目。“我国在奥运会上一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就是专业体制打败业余体制的证明。”郎效农说。

“在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制处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最高阶段。”郎效农说，“因为，相比于业余体制和专业体制，它的生存和发展依托于自我劳动创造和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从而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中国在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职业化项目水平上越来越差，跟一些体育强国的发展思路背道而驰。”

郎效农说：“尤其是足球，中国足球要想在竞技水平上有所突破，走职业化道路是必然的改革趋势。但是，当前职业足球的市场还停留在表面繁荣的阶段。待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正轨，却是征途漫漫，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