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发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双方各有不是，则各付一半茶钱；如是一方理亏，则要认输赔礼，包付茶钱。正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这是一个老成都人源于西御街安澜茶馆的回忆，记叙了这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的角色。人们将茶馆作为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

袍哥是茶馆的常客，他们甚至把茶馆作为公口，“吃讲茶”的活动经常有他们的参与。从一定意义上讲，袍哥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开办了不少茶馆，而且还为很多茶馆提供保护，再加上他们以茶馆为据点，在哪里联络、聚集和开会，给茶馆带来可观的客源。虽然人们知道袍哥是一个非法组织，但大多数茶客并不在意。

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第一，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规则，也未能认真执行。第二，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给当局惹麻烦，政府和警察实际上对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第四，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但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可能更有利于秘密活动，在一个拥挤的茶馆里，袍哥的接头反而不大引人注意。第五，在公共空间进行与同党的联系，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人受到牵连。

作为小生意者，茶馆经理人经常成为地痞流氓和其他地方恶势力欺辱的对象，因此，茶馆力图寻求保护。在民国时期，袍哥成为茶馆最经常的保护伞。不过，有的茶馆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它们有权势人物作为后台，如那些在春熙路的大茶馆多是由军官、政客、特务所开办的。

本文摘自《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